清朝是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也是中國古代方志發展的最高峰。

為清代修志事業立下了第一功的，是清初的河南巡撫賈漢覆。他以明代的《(嘉靖)河南通志》為基礎，在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主持修成《(順治)河南通志》50卷，而且率領河南8郡2州95縣都陸續修了志書，奏響了清代大規模修志的序曲。《(順治)河南通志》受到朝廷的好評。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賈漢覆調任陜西巡撫，又主持修了32卷的《(康熙)陜西通志》。

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清政府決定動手編纂《大清一統志》。它采取的第一個步驟，是命令全國各省纂修通志上報翰林院，並且將賈漢覆的《河南通志》和《陜西通志》頒發天下，作為示範。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禮部又奉旨督催。一時各省紛紛設立志局，經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努力，各省普遍修了通志，有的甚至修了兩到三次，為編纂《大清一統志》準備了良好的條件。

《大清一統志》前後修過三次，歷經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5朝，150年沒有中斷。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三月朝廷正式設立一統志館。到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第一次成書342卷；第二次在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續修成500卷，這個續修本被編進了中國最大的叢書《四庫全書》；第三次在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完成，增加到560卷，由於它記述的事實到嘉慶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為止，所以稱為《嘉慶重修一統志》。《嘉慶志》當時沒有刊印，直到1943年才由商務印書館整理出版。

清朝皇帝不僅對修志的組織、進度抓得很緊，而且對志書的內容和質量往往親自過問。例如，雍正皇帝曾嚴旨斥責廣西巡撫李紱〔fu浮〕主修的《廣西通志》“循私”，一怒之下，這部《廣西通志》被焚書毀版，同時命令各省督撫都要將本省的通志重新修訂一遍，“務期考據詳明，采摭精當，既無缺略，亦無冒濫，以成完善之書”。如果一年內不能完成，可以寬限到二至三年。果然修得又快又好，可以考慮總督巡撫升官；如果拖延日子，成書又草率濫略，就要“從重處分”。(見《清世宗實錄》卷七五：雍正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諭)。乾隆皇帝同樣親自審讀志稿。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上諭曾明確要求，為了加快一統志的進度，志稿要“隨繕隨進，候朕審定”。有一次，一統志館的官員進呈松江府(上海松江)清朝人物的傳記，他讀後發現其中沒有曾做過刑部尚書的張照的傳，就指示說：這個人雖然有過失，但是很有才學，書法精工，為海內所推重，不給立傳“實屬非是”。如果各省有類似情況，也都要查明補上。在皇帝的督責下，《一統志》的纂修官無不兢兢業業，嚴謹踏實地工作。編好的稿子由專人一校，副總裁二校，總裁三校，抄成清樣以後如發現問題還要校改。所以《大清一統志》是歷代總志中質量最好的一部。

為了配合國家編寫總志，各省編寫通志，以及光緒年間編寫《大清會典》，清朝中央政府和各省總督巡撫都一再向全國州縣催修志書。雍正年間並明確規定志書60年一修。因此，清代方志之多居歷朝之首。現存的8000多種地方志中，清志有5000多種。而且品類更加豐富，省、府、州縣、旗、關鎮、土司、鹽井等等無不有志。

鄉鎮志在清代大批出現。自明末清初以後，地方手工業和商業有了明顯的發展，集鎮經濟迅速崛起。道光年間，江蘇吳江縣的鄉鎮人口已占全縣總人口的35%；廣東僅佛山一鎮就有五萬織布工人分布在2500家工場中。尤其是江南的蘇、松、杭、嘉、湖地區，名鄉名鎮星羅棋布，又是歷代人文薈萃之地，修鄉鎮志更是盛行。江蘇省現存的清代鄉鎮志約百種左右，在全國各省中是最多的；浙江有77種，僅次於江蘇。像江蘇吳江的《(嘉慶)黎裏志》、《(道光)震澤鎮志》，上海嘉定的《(乾隆)真如裏志》和《(嘉慶)南翔鎮志》，浙江吳興的《(乾隆)烏青鎮志》、寧波的《(康熙)桃源鄉志》，以及廣東佛山乾隆、道光年間的《忠義鄉志》，安徽貴池的《(康熙)杏花村志》等，都很有名氣。

近年還發現了清志中惟一的一部街道志——《岡志》(也稱為《岡上志》)。這也是我國舊志中獨一無二的一部街道志。記述的是今日北京宣武區的牛街和它附近35條胡同的情況。以牛街為中心的這一地區，自清初以來，就是北京最大的回民聚居區。《岡志》沒有署著者的名字，據考證，它的著者可能是清朝康熙年間太醫院的醫生趙士英。趙士英是回族人，所以，它又是回族人寫回族居住區的惟一的志書。這部志書的主角不是達官貴人，而是牛街的平民百姓和他們的日常生活。特別是其中記了七八十位回民的事跡，大多是人們前所未聞的。它也保存了若幹彌足珍貴的伊斯蘭教史料。例如它記載了三種伊斯蘭教的漢文譯著，其中有兩種以前從來沒有人提到過。這部對於研究北京史、研究回族史和研究伊斯蘭教史都很有參考價值的地方志，清嘉慶年間就在牛街回民中流傳，但一直沒有刊刻，到本世紀20年代左右失去了蹤跡，只有幾個抄本保存在個人手中。現在已由研究人員將抄本整理註釋，1991年由北京出版社排印出版。

光緒二十年(公元1894年)，中國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慘敗，朝野震動。在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面前，全國上下要求變革圖強的呼聲很高。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光緒皇帝決心變法，在103天內，先後發布了數十條除舊布新的詔諭，其中之一，就是罷科舉，開學校，將各地舊式書院、祠堂、廟宇改為各級學堂，兼授中學和西學。此後，學部下令各地編修鄉土志作為小學堂的教材。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還頒布了一個《部頒鄉土志例目》，列出“歷史、政績錄、兵事錄、耆舊錄、人類、戶口、民族、宗教、實業、地理、山、水、道路、物產、商務”共15個類目，作為編修鄉土志的統一規範。於是鄉土志作為一個新的成員加入了地方志這個大家族。現存的鄉土志有500多種，絕大部分是清光緒三十一年至宣統三年(公元1905年至公元1911年)之間修的。許多鄉土志的編纂者，懷著振興中國的強烈願望，以培育兒童的愛國主義為己任。如王永江在《遼陽鄉土志序》中說：“人有愛鄉之心，而後有愛國之心，……鄉且不愛，何有於國？”《讚皇鄉土志》卷首有一篇《編者題辭》，說明編輯的宗旨：“大地橢圓，萬國羅列。列強稱雄，弱則敗滅。……中國維新，振興學校，宗旨教人，愛國為要。愛國之心，始自一方，請與幼學，說我讚皇。”都表明了編纂者的深心與厚望。鄉土志淺顯，簡明、通俗，一般篇幅不長，但也保存了不少有用的資料，而它對於兒童的啟蒙作用，卻是其他書籍所不可替代的。

隨著清代統一大業的進展，清代的地方志真正走遍了全國。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鄭成功的後代鄭克塽〔shuang爽〕歸附清朝。康熙皇帝統一了台灣，隨即設置了台灣府。第一任台灣知府蔣毓英就在他的任期內，和諸羅、鳳山縣令季麒光、楊芳聲一起，纂成了《(康熙)台灣府志》，這是台灣省的第一部志書。在此後的90年中，《台灣府志》續修過五次。此後，到清朝末年，還有一部《(光緒)台灣通志》問世。

清康熙年間，曾派遣西方傳教士到全國各地用西法測繪地圖，但是當時沒有深入新疆，只測到哈密為止。乾隆皇帝在位的時候，新疆地區長期分裂動亂的局面結束了，清政府隨即派左都禦史何國宗率領測繪人員攜帶儀器前往新疆，在軍隊的保護下，實地測繪新疆的山脈、河流、沙漠、草原，繪制地圖。又派大學士劉統勳隨同前往，就地考察山川地理的古今沿革。他們踏遍了天山南北，最遠到達克什米爾地區。最後，由劉統勳匯總資料，寫成志書初稿送到北京，又經過傅恒等人加工定稿，於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完成《欽定皇輿西域圖志》48卷(圖7)。這是新疆的第一部志書，也是清代有關新疆的最重要的一部志書。
　

　　圖7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卷一的西域全圖

遠處邊陲的西藏，到清乾隆年間也出現了一部《西藏志》。《西藏志》不分卷，也沒有著錄作者，傳說是康熙帝第十七子果親王允禮所作，刊刻於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它的內容比較簡略，又沒有人物傳記，但它作為第一部正規的西藏地方志，自有不可替代的資料價值，極為研究西藏學的人所重視。

在政府大力倡導，各地競相修志的風氣下，各省府州縣的長官千方百計網羅人才，同時由於清政府不斷興起文字獄，相比之下，修志畢竟是一個風險較少，相對安全的領域，所以，清代有許多著名的學者加入了修志的隊伍。例如戴震修《(乾隆)汾州府志》(山西汾陽)、錢大昕〔xin辛〕修《(乾隆)鄞縣志》(浙江寧波)、《(嘉慶)長興縣志》(浙江長興)、章學誠修《(乾隆)永清縣志》(河北永清)、洪亮吉修《(乾隆)淳化縣志》(陜西淳化)、《(嘉慶)涇縣志》(安徽涇縣)、繆荃孫修《(光緒)順天府志》(北京)等。學者們在做學問方面訓練有素，對志書的體例、篇章結構、編纂方法等等都非常講究，又各自學有專長，往往將自己的治學心得貫穿到修志中去，使所修的志書各具特色，具有較高的學術水平。

有些知識淵博的學者自己做了地方負責官員，親自指導修志，更有條件將自己對於地方志的種種見解付諸實施。例如主修《(嘉慶)廣西通志》的廣西巡撫謝啟昆，本人著述宏富，在學術上深有造詣。他在升任巡撫的第二年就開館修志，並親自發凡起例。他仔細研究了歷代志書的體例，取長舍短，寫出《修志敘例》23條，對編纂通志提出了非常切實具體的要求。《(嘉慶)廣西通志》的主纂胡虔，一生勤奮治學，精於考據，又曾參加過多部地方志的編纂，富有修志的經驗，很好地貫徹了謝啟昆的意圖。例如，謝啟昆認為，過去被貶謫到“瘴癘之區”的官員，往往是正直之士，或是觸怒了權奸，或是受小人傾軋，他們的高風亮節，至今還在邊疆流傳。所以《廣西通志》在記載官員政績的《宦績錄》之後附有《謫宦錄》，專記從三國到明代被貶謫到廣西的官員。謝啟昆認為作志應當以詳備為宗，但又不能冗濫，因而這部志書采取的資料十分詳備，並吸收某些宋志的長處，將所引的資料一一註明出處。如果資料有謬誤或已和當前情況不符，就另外加按語說明，使後人使用起來既方便，又可靠。所以，《(嘉慶)廣西通志》被譽為一代名志，很受學術界推崇。晚於謝啟昆的阮元，同樣以博學名重一時。他曾歷任浙江、江西等省巡撫和湖廣、兩廣、雲貴總督，所到之處，對修志多有建樹。他主修的《(道光)廣東通志》，就全以謝啟昆的體例為本，可見謝志在當時的影響。

清代地方志絕大多數是官修，私人修的志書，大多不敢以“志”命名，小心翼翼地表示和官修方志有所區別。例如康熙年間林本裕著《遼載》(遼寧)，全按方志體裁，但他在此書的自序中聲明說，他寫這本書，不過是把他父親講述的一些地方瑣事和歷代故實參照史籍記載下來，使子孫不要忘了先人熱愛故土的一片心意。至於以修志來頌揚盛京(遼寧沈陽，清入關以後將這裏作為“留都”)的宏偉氣象，自有輝煌的巨著(指官修《盛京通志》)在，豈是草茅之人敢參與意見的呢。江蘇無錫秀才黃印〔ang昂〕不滿於本縣縣志的簡陋，用16年時間著書12卷，題名為《錫金識小錄》，意思是只能算給縣志拾遺補缺。此外，如方式濟所著的黑龍江志名為《龍沙紀略》、師範著的雲南志稱為《滇系》、張澍著的四川志稱為《蜀典》、劉寶楠著的江蘇寶應縣志稱為《寶應圖經》等。這些私人撰著中有不少是清志中的名作，我們在了解清代地方志的時候，不應該忽略它們。

封建政府對地方志的高度重視，既將地方志推向了繁榮，也給地方志加上了桎梏。清朝對修志控制極嚴。清初的文字獄和文化專制政策，使地方志遭到大規模的摧殘。許多明以前的特別是明代的方志被竄改、刪削甚至禁毀。至於新編的志書，各省通志必須經過皇帝審查，府州縣志必須經過總督巡撫衙門審查，才能定稿。由於政治上的禁忌，加上封建官場盛行的敷衍因循、請托受賄等等腐敗作風，清代方志忌諱隱瞞的現象很多，應付公事、草草成書的也不在少數。

不過，清代地方志成書數量之多，分布區域之廣，都超過了以往的任何時期，證明方志確實進入了有史以來最鼎盛的時代。此外，清朝作為古代方志發展的頂峰，還有一個鮮明的標志，那就是方志學的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