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述”的時代

秦始皇統一天下，廢除了分封制，將郡縣制推行到全國。從此，中央政府對地方的管理更加直接，對地方資料的需要更加迫切。全國性的地理總志，以及從各個側面介紹地方情況的著作，就在這樣的氣候下蓬勃成長起來。它們的名目繁多，稱為地記、地志、都邑簿、郡書、圖經等等。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將它們統稱為“雜述”(見劉知幾《史通》卷十)。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繁榮的雜述，為綜合性地方志的誕生準備了一片沃土。

千峰競秀的史地雜著

秦是一個短命的王朝，它在統一全國之後，只維持了短短的十幾年，沒有來得及留下什麽重要著作。但是秦在實現統一的過程中，無疑要收集大量各國的圖書文檔，以備治理天下參考。公元前206年，漢高祖劉邦占領了秦國都城鹹陽，其他將領爭著分取金銀財帛，只有丞相蕭何急忙先去接收秦朝王室官府的圖籍，其中就包括秦代積累的有關各地的材料。因此，劉邦得以詳細地知道天下的關塞險要，戶口多少，兵力強弱和民眾的疾苦，為他最後戰勝項羽奪取天下作了必要的準備。

待到國家穩定了，漢朝政府隨即命令全國各地，將記載經濟、貢賦等情況的“計書”和記載山川、風俗的“郡國地志”上報給太史。據《隋書·經籍志》記載，到漢武帝時：“計書既上太史，郡國地志固亦在焉。”太史那裏的資料已經相當齊全。這是全國各地要統一向中央匯送本地資料的最早的歷史記載。

統一的局面，充足的資料，以及中央集權政府對全國加強行政管理的需要，為編寫全國地理志創造了良好的條件。西漢成帝時，宰相張禹曾命令他的部下朱贛調查全國的風俗，編成《地理志》一書，可惜沒有流傳下來。

東漢末年，擔任蘭台令史的班固，利用蘭台(漢代宮廷收藏圖書檔案的處所)的圖籍，吸收朱贛等人的成果，寫成《漢書·地理志》。這是班固所著的西漢史《漢書》中的一篇，是我國第一部以一朝一代的疆域和政區為綱編寫的地理總志。它不再像以前的《山海經》、《禹貢》一類古地理書那樣以自然的山河劃分區域，而是在簡述西漢以前疆域的沿革和九州的概況以後，以主要的筆墨，按照西漢的行政區劃，分別敘述每一地區的戶口、山脈、河流、關塞、祠廟、物產等。它條理清楚，材料翔實，是我國地理學著作中一部劃時代的代表作，成為以後歷代編寫“正史”地理志的典範。 由於《漢書·地理志》只限於記述地理，不包含人文、社會方面的內容，所以它還不等於地方志中的全國總志，但是它為以後編修全國總志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此後，全國性的地理志還有一些，如東漢應劭的《十三州記》、北魏闞〔kan看〕骃的《十三州志》、晉代的《太康地志》、陳朝顧野王的《輿地志》等，不過它們的影響都不及《漢書·地理志》，而且都失傳了。其中比較重要的一種，是晉代摯虞編的《畿服經》，據《隋書·經籍志》介紹，此書有170卷。它除了和《漢書·地理志》一樣地記載地理、風俗外，還記載了“先賢舊好”，開創了地志記述人物的先例，這就向兼記史地的地方志靠攏了一步。有人就根據這一點，認為《畿服經》已經是地方志的雛型了。

除了全國性的地理志以外，各種地區性的史地雜著應運而生。它們以一郡一縣為記敘對象，內容多樣，體裁各別。歸納起來，大致可分三大類：一類是地理書，一類是地方史，一類是人物志。

地理書基本上是先秦地理書的承續，數量最多的是地記，也稱為地志。如東漢王褒的《雲陽記》(陜西三原)、李尤的《蜀記》(四川)、陳術的《益州記》(四川)、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幾種《荊州記》(湖北)等。它們一般只記載疆域、山川、道裏、物產、風俗，少數已註意到記錄歷史典故、古跡和傳說。地記不是奉命編寫的官方材料，它們的作者多出身於當地的世家大族，或者曾在當地做官，和地方豪族有密切的交往。這些作者自身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對當地有感情，有細致的觀察，為了給地方豪族增光，還往往借地記誇耀鄉裏的富盛，風光的幽美，因此寫來文筆流暢，生動如見。如南朝宋人盛弘之的《荊州記》，記長江三峽的奇麗景色：

“三峽七百裏，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崖疊嶂，隱天蔽日。 自非停午夜分，不見日月。……有時朝發白帝，暮至江陵，其間一千二百裏，雖乘奔禦風，不以疾也。春夏之時，則素湍綠潭，迥清倒影，絕巘多生檉柏，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清瑩峻茂，良多雅趣。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清遠，空岫傳響，哀轉九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一聲淚沾裳。’”

“宜都西陵峽中有黃牛山，江湍紆回，途經信宿，猶望見之。行者語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日三暮，黃牛如故。’”(引自《藝文類聚》卷七)

地記、地志中，有一些只記錄一個地區的某一個方面。如《廬山記》、《漢水記》、《湘中山水記》專記山水；《諸番風俗記》專記風俗；《洛陽伽藍記》專記寺廟；《交州異物志》、《涼州異物志》、《南方草木狀》專記物產，等等。它們可以說是後來專志的先驅。

專門記載都市情況的稱為都邑簿。都邑簿中只有東漢的《三輔黃圖》還能看到後人的輯本。“三輔”是漢代長安附近的京兆尹、左馮〔ping憑〕翊、右扶風三個政區，相當於現在的西安、鹹陽一帶。它們從三個方向夾輔京師長安，所以合稱“三輔”。《三輔黃圖》本來有圖有文，後來只剩下一些被別的著作引用過的文字，可以看出它記載了長安地區的沿革、城池、苑囿、台榭、太學、祠廟、街市、樓觀、官署、倉庫、廄圈、橋梁、陵墓等，也記載了一些當地的風俗。後世修都邑志，往往以它作藍本。都邑簿顯然是後世都邑志的先聲。

圖經實際上也是地志一類，不過它是從古地圖演變而來的。

秦漢以後，繪制地圖的技術更趨成熟。為了表達更覆雜的內容，有的地圖更附有文字說明。《漢書·地理志》中，就有兩處引了《秦地圖》的文字。1973年在湖南長沙馬王堆西漢墓中，出土三幅西漢初年的地圖，一幅地形圖，一幅駐軍圖，一幅城邑圖。畫的主要是漢初所封的長沙國的南部，即今湘江上遊瀟水流域一帶。這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以實測為基礎繪制的地圖。這三幅用途不同的圖，圖例統一，比例大致適當，圖上不僅有山脈河流的名稱，還有居民戶數的統計。小小的長沙國擁有這樣相當不錯的地圖，由此可以推想漢初制圖用圖的一般水平。漢朝宮廷中更是收藏了大量地圖。西晉的裴秀，是我國傑出的地圖學家。他在晉初做過尚書令，佐理國家軍政，由於職務關系，就曾看到過國家收存的大批漢代地圖。不過裴秀對這些地圖的準確性很不滿意，他經過認真考訂，編成了我國的也是世界的第一部歷史地圖集——《禹貢地圖集》，同時總結前人的經驗，創立了一套科學的繪制地圖的理論，成為我國傳統地圖學的創始人。

隨著地圖的應用領域不斷拓寬，一部分地圖根據需要，註釋的文字越來越詳細，漸漸形成了一種有圖有說的新體裁，這就是圖經。目前知道的最早的圖經，是東漢的《巴郡圖經》。東漢的巴郡在今重慶市南的巴縣一帶。《巴郡圖經》的圖早已沒有了，只保留了被晉代《華陽國志》引述的一段文字。據《華陽國志·巴志》記載，巴郡太守但望在東漢永興二年(公元154年)上疏說：“謹按《巴郡圖經》，境界南北四千，東西五千，周萬余裏。屬縣十四，鹽鐵五官，各有丞史。戶四十六萬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萬五千五百三十五。遠縣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裏，鄉亭去縣，或三四百，或及千裏……。”但望認為巴郡面積太大，管理非常困難，官吏休假探親，來回幾千裏，一年也回不來；發生了盜賊，捕盜的人要十天才能趕到出事地點，盜賊早已逃之夭夭。所以，他建議將巴郡分成兩個郡。從但望的語氣推想，“圖經”一定是中央政府很熟悉並且可以引以為據的官方資料。既然地處偏遠的巴郡有圖經，其他各郡想必也有。境界、屬縣、鹽鐵之類官員的設置、戶口的多少和道裏的遠近，都是當時圖經記載的重要內容。只因它是由官吏編纂的，主要供政府參考，在社會上很少流傳，所以我們今天對它的了解只有這一些。

以記述地方人物為主的著作稱為“郡書”。先秦的典籍中雖然有許多生動的人物故事，卻並沒有人物傳記專書。實行郡縣制以後，地方官都由中央派遣，為了解決官吏的來源，必須有一套選拔人才的辦法。漢代主要采用“察舉制”，由地方官吏定期或不定期地向中央推薦品德好或學問好的人，有“孝廉”、“賢良方正”、“秀才”(後來避劉秀名改稱“茂才”)、“明經”等等名目。魏晉南北朝則實行“九品中正制”，在州郡設立大、小中正官。中正官由當地有“聲望”的人擔任。他們根據鄉黨的評論選拔優秀人才，將選出的人才按才能高低分為九品，上報中央，由吏部授予官職。這兩種辦法都是以輿論的“公議”為基礎的，這就推動了社會上評議人物的風氣，從而推動了傳記的發展。

從西漢末年開始，地方上的豪族勢力逐漸強盛起來，尤其到魏晉南北朝，形成了門閥制度。所謂“門閥”，就是歷代相傳的名門貴室。他們在地方上有權有勢，聲勢大，關系多，評論和推薦人物的大權都壟斷在他們手裏。這些世家大族為了不斷擴大本族的影響，鞏固本族在地方上的特權，競相編寫地方人物傳記，以標榜自己的門第高貴，誇耀本族的人才出眾，於是“郡書”風行一時。東漢光武帝劉秀做了皇帝以後，為了表彰他家鄉的人物，下令編纂《南陽風俗傳》，一般認為這是編寫郡書的開始。此後，如東漢有《陳留耆舊傳》、《巴蜀耆舊傳》等；三國時有《汝南先賢傳》、《會稽先賢傳》、《吳先賢傳》等；魏晉時期有《益部耆舊傳》、《山陽耆舊傳》、《蜀後賢傳》、《會稽後賢傳》、《幽州古今人物志》等。後世地方志都用專卷記載一方人物的事跡，可以說是起源於此。唐代劉知幾曾批評當時郡書的通病是“矜其鄉賢，美其邦族”，炫耀本地本族的人物，只說好不說壞。這種風氣也對後世地方志的人物志有一定的影響。

地方史則是古代國別史的發展，以記述一個地區的歷史為主。現在知道的，如江蘇、浙江地區有東漢的《越絕書》及其後的《吳越春秋》；四川地區從西漢到晉代先後有10來種《蜀本紀》、《蜀王本紀》，還有東晉常璩〔qu瞿〕的《華陽國志》等。

秦漢魏晉南北朝的史地雜述，大多已經失傳了，現在還可以知道書名的不過100多種。這百多種著作，涉及今天的18個省區。其中記述四川的有《蜀記》、《蜀志》等十幾種，僅晉人記述名城洛陽的就有《洛陽記》等六種，由此我們可以遙想當年此類著作的興旺景象。從整體來看，撰述者的筆已經涉及了地理和歷史、自然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這就為綜合性地方志的出現作好了充分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