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方面，金紫千在《文史哲》1984年第2期上較早地撰文《也談〈西遊記〉的主題》，認為：“《西遊記》是通過神話故事形象地喻明一個‘求放心’的道理”。王齊洲先生的《〈西遊記〉與宋明理學》（《天津社會科學》1992年第4期）一文研究了《西遊記》與主張“明心見性”的王陽明心學的密切關系，指出《西遊記》是藝術化的心學，但卻比心學更為注重現實，肯定人欲，對抗社會政治和社會秩序。楊俊先生的《試論〈西遊記〉與“心學”》（《云南社會科學》1993年第1期）提出：《西遊記》的誕生過程與中國哲學史上的‘心學’的發展歷程是同步的”“倘若尋求《西遊記》思想意蘊的直接聯系，陽明心學便是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西遊記》不僅在大的框架、總體構思上依據了心學的基本思想，而且結合小說藝術的實際，在某種程度上突破和超越了心學”。應當說，金紫千、王齊洲、楊俊等人對於《西遊記》與心學的關系只是有所涉及，並未展開論證，而宋克夫教授在《湖北大學學報》上撰寫的《吳承恩與明代心學思潮及〈西遊記〉的著作權問題》（1996年第1期）及《主體意識的弘揚與人格的自我完善》（2000年第2期）兩篇文章仍應是較早正面、全面、專門探討《西遊記》心學主旨的學術論文。文章從《西遊記》的作者考證和孫悟空形象分析入手，深入探討了《西遊記》的主旨及其與明代心學思潮的密切聯系。黃霖教授在《關於〈西遊記〉的作者和主要精神》（《復旦學報》1998年第2期）中對作品主題進行了主觀和客觀的分析，認為寫定者在改造和加工西遊故事時，“納入了時尚的心學框架”，主觀上是想宣揚“明心見性”的“心學”，以維護封建社會秩序，而客觀上卻“弘揚了人的自我價值和對於人性美的追求。”除此而外，《運城高專學報》1997年第1期上的兩篇文章：潘富恩教授的《談陽明心學與〈西遊記〉的心路歷程》、馮巧英教授的《論〈西遊記〉的心性說主題》及朱恒夫教授的《〈西遊記〉：藝術化了的心學》（《東南大學學報》1999年第4期）、毛曉陽的《修心與修命》（《福州師專學報》2001年第3期）、易翔字的《心化“西遊”——論明代陽明心學在〈西遊記〉中的投影》（《五邑大學學報》2004年第2期）等文章中都認為《西遊記》是受到陽明心學影響的，“是對明代陽明心學的一種解讀”。程毅中在《心經與心猿》（《文學遺產》2004年第1期）一文中雖不贊成《西遊記》從一開始就是對王陽明心學的藝術解讀，但指出在小說最後寫定的過程中，還是融進了心學哲理的。楊國學在2006年連云港國際《西遊記》學術研討會上提交的論文《宋明理學心性論與〈西遊記〉的心學觀》一文從分析《西遊記》產生的思想文化背景入手探討了以陽明心學為主的宋明理學心性論對《西遊記》的影響。當然，當代學者中也有人對《西遊記》的心學主旨提出質疑的，如石鐘揚先生就撰文《“求放心”說有違百回本〈西遊記〉之大旨》（《淮海工學院學報》2007年第3期）認為“求放心”說“不僅不是《西遊記》大旨，而且有違百回本《西遊記》之大旨”。不過他的這一觀點很快遭到了學者的反對，王歡、竺洪波在《也說“求放心”說與百回本〈西遊記〉之大旨》（《淮海工學院學報》2008年第2期）中就提出：“對心學與《西遊記》的關系、‘求放心之喻’的主題觀似不能作徹底否定。”


（二）心學視野下的《西遊記》人物形象研究。


探討《西遊記》與陽明心學的關系，離不開對《西遊記》中主要人物形象的分析。因此，這一階段的許多學者，除了單純挖掘作品的心學主旨外，還著力通過分析《西遊記》中的主要人物，尤其是通過孫悟空的形象分析，來探討作品與陽明心學的關系。
張錦池先生是較早地通過孫悟空形象的分析而把《西遊記》放在明代心學思潮的文化背景之下進行考察的學者。他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連續發表了《〈紅樓夢〉與〈西遊記〉人性觀的比較研究》（《北方論叢》1985年第4期）、《論孫悟空的血統問題》（《北方論叢》1987年第5期）、《論孫悟空形象的演化與〈西遊記〉的主題》（《學術交流》1987年第5期）、《論〈西遊記〉的著作權問題》（《北方論叢》1991年第1、2期）等文章，認為《西遊記》把孫悟空“寫成具有‘童心’的‘真人’並從而寄寓了作者對人性問題的認識。”“孫悟空的形象定型於個性解放思潮的崛起，其血管里又最後注入了明代中葉以後由於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而產生的個性解放思潮的血。”“世德堂本實際上是‘童心者之自文’。它把美猴王寫成‘自然人’形象，直到成為鬥戰勝佛亦不失其為天性，這在人性觀上與《焚書•童心說》思想是吻合的。”
宋克夫教授對張錦池先生的觀點給予了認同並對孫悟空的形象進行了進一步的闡釋，他在《吳承恩與明代心學思潮及〈西遊記〉的著作權問題》及《主體意識的弘揚與人格的自我完善——孫悟空形象塑造新論》兩篇文章中，認為“《西遊記》通過孫悟空這一形象的塑造，高度弘揚了主體意識，同時強調了主體人格的自我完善。”“這一思想顯然來自於明代心學思潮。”在其著作《宋明理學與章回小說》及《心學與文學論稿》中也專列“孫悟空的主體意識”和“孫悟空的人格完善”進行論述。可以說，宋克夫教授的論述較之張錦池先生對於孫悟空形象與明代心學關系的涉及而言，顯然更加深入系統，在正面討論《西遊記》人物與心學關系方面走在了前列。

除此之外，張曉在《孫悟空的人格與明代中後期人文主義思潮》（《明清小說研究》1996年第2期）中通過對以心學為代表的明代思想界所形成的思潮和《西遊記》中孫悟空形象的分析，認為“《西遊記》中的孫悟空所具有的自尊型人格，反映了那個時代提倡的……近代人文主義精神。”黃霖教授的大作《關於〈西遊記〉的作者和主要精神》也認為：“從孫悟空出世到大鬧天宮，作品通過刻畫一個恣意‘放心’的‘大聖’，在有限度而不自覺中贊頌了一種與明代文化思潮相合拍的追求個性和自由的精神。”朱匣夫教授在《〈西遊記〉：藝術化了的心學》中指出：“孫悟空修性成功的事例亦表現了王陽明人人皆可成聖的心學思想。”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這一問題的探討並沒有停滯，張小龍的《個體生命意識的激蕩》（《欽州師專學報》2001年第3期）認為孫悟空的“善生”“惡死”與當時心學思潮的強大影響力和其形成的珍視個體生命的時代氛圍有密切關系。李建棟、王麗珍的論文《從“天馬行空”到“從心所欲不逾矩”》（《安慶師范學院學報》2007年第3期）對孫悟空前後六個名號進行了分析，認為孫悟空這一文學形象是在王氏心學思想的影響下誕生的。石麟教授在《孫悟空的多層文化解讀》（《廈門教育學院學報》2008年第1期）中也提出：“孫悟空是人類心靈放縱與收束的象征”“孫悟空這只‘心猿’是在宋明心學的影響之下，又結合許許多多傳統文化積澱而形成的一種具有哲學意味的象征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