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對百科全書的分類，近代以來的《百科全書》試圖將萬事萬物用一個科學的（或者理性的）分類法一一歸類，如狄德羅等人的《百科全書》事業與其說是在向人們介紹不同的新鮮的事物，不如說這些啟蒙思想家將他們自己的分類原則灌輸給大眾，並試圖將這種分類原則作為普遍性的絕對原則，這些原則正是後來我們被稱為啟蒙或者現代性的東西，其作為我們現代生活根深蒂固的根在我們的頭腦中固化下來，並直接影響了我們的日常生活。毫無疑問，建基於諸如此類的分類原則的《百科全書》無一例外的都是樹狀的，他們共同的根就是那些被啟蒙思想家們命名為現代的或者科學的分類原則。有趣的是，福柯在他的《詞與物》中列舉博爾赫斯的一個段落，其中涉及了一種迥異於現代西方百科全書的中國古代百科全書的分類方法，書中認為：“動物可以劃分為：（1）屬皇帝所有，（2）有芬芳的香味，（3）馴順的，（4）乳豬，（5）鰻螈，（6）傳說中的，（7）自由走動的狗，（8）包括在目前分類中的，（9）發瘋似的煩躁不安的，（10）數不清的，（11）渾身有十分精致的駱駝毛刷的毛，（12）其它，（13）剛剛打破水罐的，（14）遠看像蒼蠅的。”[3]P1福柯認為正是因為這個分類在西方式的理性之根下毫無意義才使得這個分類饒富意義，即這個分類代表著在理性的樹狀結構下差異性的存在的可能，同時不同事物之間的任何聯系都不是外在地宣稱為必然，而是通過塊莖的不同的點與點之間的聯系（甚至某些聯系在一定的分類法下看似怪異）而生成新的連接，這種生成本身就是意義的生產，或者說，一旦某種新的聯系在固有的模式之外建立起來，就必定意味著對原有的轄域的突破，對分子線的逃逸，走向解域化。

二、語言及其轄域化

對於德勒茲來說，語言在社會生活的轄域化中起著十分關鍵的作用。社會生活中的轄域化主要體現為對社會空間的組織和系統化，在組織和系統化的過程中，語言通過將某種概念、範疇、秩序負載於其上而使得社會的組織成為可能，這些概念和範疇不僅直接定義和說明著我們的社會生活，更為關鍵的是，語言作為工具將社會空間概念化，勢必成為一種有教益的力量，並直接馴化著人本身。譬如，我們自身對社會的理解擺脫不了這樣一些範疇，如種族、性別、階級、民族、宗教、身體狀況（殘疾或非殘疾）等等。這些範疇雖然不能說是完全從社會外部預先強加進來的，但它們的劃分必定是依照某種特殊的文化價值來進行的，借助於這些範疇，我們建立起我們自己對應的社會身份。這樣，在社會中的每一個體都變得可以辨認和說明，比如說我們談論某某，可以說他是男是女，是黑人、白人抑或黃種人，基督徒、佛教徒抑或穆斯林，異性戀或者同性戀等等。這些特殊的概念正是在語言的作用下形成的“分子線”，這些分子線將個體牢牢地捆縛在各種由語言建立起來的概念和範疇之網上，並在這種大寫他者的目光的監視之下，淪為語言的囚徒。

人開始淪為語言的囚徒實際上從人開始咿呀學語的時候就開始了，當一個嬰兒正確地喊出“媽媽”，會得到母親目光的贊賞，而嬰兒發出其它聲音則沒有這樣的效果，這種贊賞可以看作是母親對嬰兒的“媽媽”發音的強化性努力，但更為重要的是，在母親給予嬰兒“媽媽”發音肯定的同時，實際上借助語言將她與嬰兒之間的關係作為一個範疇（母子關係）確定下來，並將這種關係作為穩定的秩序傳遞給懷中的嬰兒，嬰兒也在其過程中接受了語言賦予他的第一個形象，即他自己是某人的孩子。在進一步的語言學習中，語言的轄域化功能得到更優秀的發揮。德勒茲和瓜塔裏指出：“當小學的老師教給學生一個語法和算術時，她並不是告訴他們某種信息，也不單純是在提問學生時的自我告知。她並沒有將教育看成‘非標識性’的，而是向他們傳達了一種秩序和要求。”[2]P75易言之，我們在學習語言的過程中並不是知識性的，而是一種社會秩序的強制，因此，德勒茲和瓜塔裏強調：“語言不是讓人去相信的，而是讓人去遵從的，而且是強制性地遵從。”[2]P76在語言的驅使下，個體成功地成為社會共同體中的一員， “對許多人來說，造一個合乎語法的句子是服從於社會規則的前提。不會有人首先被認為不懂語法，而那些無法正確使用語法的人被確定為另類。因而，語言共同體在本質上是政治的。”[2]P101可見，人們在掌握和運用語言的過程中，無疑首先被納入到一個政治性的共同體之中，這種共同體天生用一種秩序排斥了其它的可能性，並將生於斯長於斯的個體塑造為順從於既定社會秩序的個體，語言用著其光怪陸離的魔法，將個體變成其忠實的奴仆，而這個奴仆又反過來進一步維護了其轄域化體系的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