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第二，身份的建構性。

 既然個體不只擁有一種身份，文化也非一種可以決定個體身份的客體或實體，那麽身份就不只是多元的，也是持續變化的。英國文化研究的代表霍爾（Stuart Hall）據此論述了身份的“歷史性”。其論以為，文化身份並不是居住於某個地區、屬於某一文化的人天生即有的明顯特征，而是歷史的、有意識地建構過程。這“第二種意義的文化身份，既是‘生成’也是‘存在’，它屬於未來也屬於過去。

它不是某種已經在生存的，超越地點、時間、歷史和文化的東西。文化身份源自某個地區，有自己的歷史。但也正像所有歷史性的東西一樣，它們也經歷著持續的轉變。它們遠不是永遠固定於某個本質化的過去，而是服從於歷史、文化和權力的不斷‘遊戲’；它們遠不是基於對過去的簡單‘恢復’，似乎過去就在那里等著被發現，且一旦發現就能確保我們的自我感覺永遠不變，而是我們對我們被界定的不同方式的稱呼，我們通過對過去的敘述來使自己定位並定位於其中。”[86]

身份的建構是一個歷史性過程，這個過程包括接受與選擇兩個方面，既受諸多因素和力量的約束和限制，也有一定的主動性和自由感，當代政治哲學和文化理論越來越多地強調，不存在由人的本性規定的、像自然界的規律那樣可以被認識的、固定存在的理想狀態，人的欲望、追求、需要等都是變動的，人性有著無限的廣度和深度，人的目的與其說是先驗地、本質地存在在那里，不如說是歷史地、創造性地，甚至偶然地形成的，人類的選擇——只要是在自由的境況下——必然是多樣的。同理，人類也不是生活在一個理性主義的、由政治權威或科學理性設計好的世界上，說到底，在所有重大的、基本的問題上，我們並無客觀普遍的標準來確定什麽是正確的、什麽是謬誤的，一種文化認可的，可能恰恰是另一種文化所拒絕的。文化的差異代表著人類的不同的價值取向和選擇方案，體現著人的價值或本性的深刻衝突和多樣性。這種價值多元論就是文化多樣性的哲學基礎。在當代思想中對此論證最力的是英國思想家伯林（Isaiah Berlin）。

中國學者錢永祥概括這位思想家的論證說：“價值多元論的基本想法不難把捉：人類所追求的價值、尤其是終結性的價值與目標，不僅（1）多元，不僅（2）相互衝突而難以共存，並且由於缺乏一個共通的衡量尺度，根本（3）無法在其間比較高下以便排定先後順序。這個局面之下，追求價值與理想，必須靠選擇；而對價值作選擇與認定，不僅無法有理性的標準提供完整的理由，並且選擇某項價值，往往必須表示放棄其他價值。因此，人生不僅沒有完美圓滿可言，並且每次抉擇，都代表進入價值的衝突與舍棄。”[87]這一選擇、追求的過程，也就是身份的建構過程。

 其實，不但自我的身份是建構的，文化也是建構的。以研究“文化權利”知名的墨西哥學者教授斯塔溫黑根（Rodolfo Stavenhagen）認為，每個可識別的文化都是植根於歷史且隨著時間產生變化的。一種文化如果能夠在包容變革的同時還保持自己的特征，即可被認為擁有特別的生命力。但這一視角把文化視為客體，一個獨立存在於社會空間的“東西”，因而無視各種社會行為在社會空間里相互關聯的事實。人類學家提醒我們，與其說任何群體的民族（文化）特征取決於自己文化的內容，不如說是取決於社會界線，這些界線確定了社會關係的空間。其間，成員資格被歸屬於這個或那個民族群體。“遵循這一批判，近期的學術界視文化為日益變化的主體不斷建構、再建構所創造的事物。這里的重點放在人們理解和談論自己文化的方式上，而不在文化本身。

人們在歷史的進程中，集體地想像或設想民族的文化，各種文化又通過政府的教育和文化政策與國家活動密切相連。文化的持續、變革、適應或消亡與經濟、政治和領土進行密切相關。在任何一個特定時期和特定地區，都可能存在多數與少數、統治與反統治、霸權與屈從的文化群體。……文化戰爭（意識形態的緊張關係和在文化問題上的衝突，如教育、語言、文化政策等）可能發生在一體化程度很高的社會里卻不會造成分裂（通常由於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幫助而使競爭者仍保持在一起），而在另一些情況下，文化問題成為全世界政治紛爭的強有力的動員力量。”[88]

文化不但是在具體的歷史中建構的，而且它永遠不會完成、不會終結。這就是文化的演變。“演變”有二義。其一，文化是“變”的，即某一文化因應時代與環境的變化而更新、調適，或因吸收外來的養分而擴張、豐富。其二，變是某一“文化”的變，即某一文化基本價值的延伸、曲折和自我革新。所以，一方面不能把文化間的差異本質化、實體化、永恒化，那種認為不同文化只能處於“衝突”或敵對的狀態的觀點，是取消文化的可變性和歷史性，是一種宿命論。另一方面也不能把某一文化的“演變”看成是某一文化的解體或衰落，正是在文化的“演變”過程中，文化多樣性才展開其全部的可能性。

比如從古到今，中國文化都有不同於其他文化的獨特風貌與內涵，同時又與時俱進，形成不同的歷史階段。“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從文武周公孔子到當代，中國文化始終抱有“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創造精神，而且事實上也在吸收新質、轉化傳統，但無論怎樣“新”，中國文化植根於遠古，還是中國文化。這一演變的過程就是中國文化吐故納新的過程，一些核心的價值觀念仍然一脈相承，而一些失去了生命力的價值、規范和屬性也因此解體。文化演變有時會采取非常激烈的方式，比如中國在遭遇西方挑戰後，落後的一面更為清晰，因此需要“五四”新文化運動來激濁揚清，以自我否定的方式來實現自我新生。

[86][英]Stuart Hall,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in theorizing diaspora edited by Jana Evans Braziel and Anita Mannur,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3.p.236.

 [87]錢永祥：《“我總是活在表層上”：說思想家伯林》，載錢永祥：《縱欲與虛無之上》，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114頁。

 [88][墨]R．斯塔溫黑根：《文化權利：社會科學的視角》，艾德等：《經濟、社會和文化的權利》，黃列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10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