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總是在建構、在演變，從而對於某一文化中的個體而言，也就不存在固定的文化身份問題。所謂個體固定的“文化身份”，不過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假設以及在此基礎上加強的權力壓迫，它既非現實的個體認同，亦非現實的文化存在。

第三，全球化時代的多元文化認同。

 一般地說，認同或身份建構中的兩個方面：內部選擇與外部塑造。任何個人或群體，在認同方面都有內在的自決性和主動的選擇性，但外部的文化環境與政治制度的作用也絕不能忽視，盡管這一方面被亨廷頓和社群主義所片面強調了。種族或性別認同的少數派，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們無力控制的因素和力量的影響。比如女性走出家庭後，卻發現她們所能獲得的認同是由男性的刻板印象所提供給她的。

流行的偏見和成見之外，各種社會/政治制度對認同構建具有很大的壓力，如國家有權威界定民族性和公民權，職業或其他社會方案強化了階、階層差別，教育制度以其等級化的方式劃分不同的個體與群體。內部的、主動的因素與外部的、被動的因素之間平衡是變化著的，一般地說，在傳統社會，後者具有決定性作用。以至於社群主義理論家泰勒認為：“在現代之前。人們並不談論‘同一性’和‘認同’，並不是由於人們沒有（我們稱為的）同一性，也不是由於‘同一性’不依賴於認同，而是由於那時認同根本不成問題，不必如此小題大做。”[89]

而在現代社會，認同的建構更傾向於自主選擇。所以，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認為，個體的自我認同，既是個體反思性投射和建構的結果，也是社會結構性建構影響的結果，認同是社會的結構性建構和個體的反思性建構互動的過程和產物。

作為對全球化時代自我認同的一種解釋，吉登斯所說的“反思性建構”涉及到他對現代性、高度現代性與全球化的通盤理解。在他看來，現代性指的是社會生活或組織形式，它出現在17世紀的歐洲，有工業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維度。西方現代性以不同的程度在世界范圍內產生著影響，一直延伸到當代。也就是說，當代社會不是什麽後現代社會，而不過是現代性高度發展的產物。我們正在進入的，是一個晚期現代性或高度現代性，即“反思性現代性”時期。為了強調現代性相對於傳統社會的斷裂性，吉登斯強用“時空分離”、“社會系統的脫域（disembedding）”和“知識的反思性運用”三個因素來解釋現代性的變遷動力。

“時空分離”是在無限范圍內時—空延伸的條件，它提供了準確區分時—空的手段，使得在場東西的直接作用越來越為在時空意義上的缺場的東西所取代。“社會系統的脫域”包括象征標誌的產生和專家系統的建立，它們把社會行動從地域化情境中“提取出來”，並跨越廣闊的時—空距離重組社會關係。象征標誌指相互交流的媒介，它能傳播信息而無需考慮任何特定場景下處理這些信的個人或團體的特殊品質。比如貨幣；後者指由技術成就和專業隊伍所組成的體系，這些體系編織著我們生活於其中的物質和社會環境的博大范圍。“知識的反思性運用”是指有關社會生活的系統性知識的生產，本身就是社會系統之再生產的內在組成部分，從而使社會生活從傳統的恒定性束縛中遊離出來。

就是說，個體行動者或社會行動者不再以本地的經驗和傳統為中介，而以來自不在場的專家系統的知識為中介對社會活動進行反思性監控。以“時空分離”、“社會制度的抽離化”和“反思性的制度化”為動力的現代性有三個後果。一是“去傳統化”：時空分離和脫域的制度化反思促使傳統全面而快速地從現代生活中撤離，不斷被修正的科學知識成為反思的中介，習俗和日常實踐受到嚴重的改變，它們遠離地方性情景，由不在場的抽離系統主導行動，現代性毀滅傳統和地方，它是一種“後傳統”與“後地方”的秩序。二是“自然的終結”：人的生活環境越來越由先前的自然環境轉變為某種反思性地制造出來的“人造環境”，人與自然的主導關係轉變為人與社會為主導的關係。人類遇到的最大風險不再來自於自然，而來自於由高度現代性所帶來的各種風險：經濟秩序的崩潰、生態的災難性破壞、極權的增長和核戰爭的爆發等。在當代文化產業所生產的大量“自然景觀”、“生態公園”中，我們看到了“自然終結”的直觀形式。三是“自我認同”的改變。現代個體的自我認同不再是像在傳統社會中那樣經由儀式代代相傳，而是作為聯結個人改變和社會變遷的反思過程的一部分，持續地被探索和建構。此即為自我認同的“反思性”（reflexivity）：“現代性的反思性指的是多數社會活動以及人與自然的現實關係依據新的知識信息而對之作出的階段性修正的那種敏感性。”“現代性的反思性已經延伸到自我的核心部位，或者說，在後傳統秩序的場景中，自我成為反思性投射。”[90]

 [89][加]查爾斯·泰勒：《現代性之隱憂》（1991），程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頁。

 [90][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1991），趙旭方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22、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