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批評家淪為“商業書評人”。從目前文學批評界的人員構成來看，基本是一些在高校承擔文學課程的教師和中文專業的研究生，再加上幾個作家、一些出版社文學圖書編輯或報紙文化副刊的編輯，還沒有出現大量的職業性批評家，因為各省市文聯和作家協會雖然設置了創作研究室，但由於縮編減員等原因使得專門的文學創作研究人員少之又少。在這有限的批評家中，他們撰寫的相當一部分批評文字實際上是配合出版商圖書宣傳的廣告性文字，特別是那些本身是少兒圖書編輯的業余批評家的文字則更是直接的“王婆賣瓜”。更為可笑的是，有的文學評論家還打著促進“閱讀推廣”的牌子，專給那些為其提供了活動經費的出版社宣傳出版社庫存的圖書（這些文學圖書之所以庫存很大的原因是質量不高，品位不高），或者專給那些想讓自己的文學圖書獲獎的編輯和作家做“吹鼓手”。再加上有些文學圖書的策劃、編輯、寫作和評論是由評論家一人承擔的，評論家既是生產者，又是營銷者。因此可以說，嚴肅的學術性文學批評是萬萬不可能的。寄生於報刊的商業性書評的寫作程序很簡單，出版社出了書，為了擴大發行，就要宣傳和炒作，責任編輯拿著小紅包找人寫書評，書評寫好後責任編輯再去買報紙雜志的版面刊出。有的書評人對真正的經典和優秀作品不聞不問，只是為自己小圈子裏的朋友的書叫好，不管這書是好是壞。楊鵬在最近的一篇文章尖銳地指出：“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成為出版商（國營出版社及個體書商）的附庸，在數百元‘潤筆費’、‘車馬費’等蠅頭小利的誘惑下，成為出版商們的‘職業書評寫手’。”而且，“越來越少的研究者變成了大大小小以推銷圖書為目的的‘作品研討會’的‘會蟲’，許多‘會蟲’有時連書都沒有看過，就可以憑自己的‘專業技能’即興發表一通貌似驚人的‘高論’”。評價客觀又到位的書評對好書的推薦是有意義的，但某些商業性書評會削減文學批評的力量，如果大行其道，則會使文學批評失去針砭時弊的勇氣，而墮落為幫閑式的吆喝。

三是批評家成為商業化文學“代理人”。2005年10月25日，南京作家黃海光的長篇小說《溱湖鴛夢》在京舉行評估會，同時作者為自己的作品征聘文學代理人。商業繡球拋出不久，暨南大學現代文學國際研究中心學科某帶頭人即應聘成為該作品的“文學代理人”。在兒童文學界也有評論家成為代理人的。如有人就為美國娛樂教育電視劇《芝麻街》的“首席作家”。事實上《芝麻街》並非優秀的經典的美國電視劇，它不過是美國“教育娛樂化”的最典型的例證，這個“受到高度讚揚的兒童教育節目”推出了創作者所信奉的“娛樂不僅不會影響學習，而且學習和娛樂是難以區分的”教育理念。尼爾·波茲曼在《娛樂樂至死》裏就不無嘲弄地指出，像《芝麻街》這樣的節目在黃金時段的播出之所以受到成人和兒童的歡迎，不是因為所謂的教育功能，而是因為它一流的表演。他還這樣說道：

父母們喜歡《芝麻街》有幾個原因，其中一個原因是這個節目減少了他們因為不能或不願限制孩子看電視而產生的負罪感。《芝麻街》的出現讓四五歲的孩子可以名正言順地在電視機前入迷地坐上很長時間。父母熱切地希望電視除了告訴孩子哪種早餐麥片最好外，還能夠多教他們一些東西。同時，《芝麻街》還減輕了他們教學齡前兒童閱讀的責任——這在一個把孩子視為累贅的文化中可不算是件小事。父母們清楚地認識到，盡管《芝麻街》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它和流行在美國社會的那種精神是完全相通的。在《芝麻街》裏，可愛的木偶、耀眼的明星、朗朗上口的曲調和快速的編輯，無疑都能帶給孩子們很多樂趣，並為他們將來融入一個熱愛娛樂的文化做好充分的準備。

尼爾·波茲曼的這些看法證明了，《芝麻街》這樣的所謂的“教育電視”節目是否有真正的正面教育價值，在美國就受到了來自教育界、文化界的多方面質疑。

二、文學批評堅守的維度

電子媒介改變了文學生產與傳播的方方面面，對文學批評的空間構成及內部結構也產生了諸多影響，但電子媒介時代已經來臨，我們無法回避這個時代和電子媒介文化這一外在場景，因此，一味地去否定電子媒介及其所傳達的技術思維與其所強化的工具理性，顯然是不合時宜，也沒有必要的。文學創作也好，文學批評也好，在轉型之期保持自己的基本的美學維度和倫理維度才是當務之急。進入新世紀以來，由於文學批評的商業化和娛樂化傾向越來越強，文學批評面臨的批評聲音也越來越多，對文學批評的一個焦點是“批評的越界”，即對文學批評走向“文化批評”提出質疑；對文學批評的批評另一個焦點是“批評失範”和“批評腐敗”。後者的聲音更為強烈￡·孫紹振曾撰文尖銳地指出：“文學評論腐敗，令人痛心疾首。它使文學評論失去可信性。很大一部分的文學評論早已脫離了廣大讀者，變成了台裏的喝彩。”孫紹振的批評無疑是有現實針對性的，文學批評界確實存在“話語霸權”，比如在學院批評家裏就存在“學術霸權”的現象，他們有的濫用文學史的使用和書寫之權，有的利用學術批評機構和大學講台這樣的公共資源，來行使他們的話語權；在作家協會和文聯裏就有一些批評家利用系統內的報刊和文學評獎行使自己的話語權；而且中心省份和大城市的批評家占據著文學批評的要職，他們可以任意地參與炒作或封殺作家或排斥外省、邊緣城市的批評家。前些時候魯迅文學院和《文藝報》舉辦的“批評家的職業道德和職業精神”的研討會上，就有批評家提出了“批評要平等競爭，多層對話，形成規範，批評權威不能只靠職責便利和話語平台來樹立，文化中心要關註和傾聽外省的聲音，就像俄羅斯和法國那樣，外省的聲音應該成為文化質感和文化自信的標志”。這實際上就提出了一個“話語倫理”的問題，反映了文學批評界確實存在著不公的現象，但文學批評背後的不公不但關聯著電子文化，而且也關聯著電子媒介時代批評對批評職能和批評責任的堅守。

文學是對人的存在的發現和詢問，因此，歷史滄桑變化中的個體的存在及其命運，應被常常作為社會良心的文學所關註。面對著歷史的邏輯與倫理觀念時常出現的不同程度的分裂，文學曾經發出嚴厲的質詢，或者意味深長的嘆息。薩義德認為“批評必須把自己設想成為了提升生命，本質上反對一切形式的暴政、宰制、虐待；批評的社會目標是為了促進人類自由而產生的非強制性的知識”。文學批評亦然，作為文學整體的一部分，文學批評就是要發現美，追尋美，體現人的關懷和對良好社會秩序建構的理想。文學批評要杜絕“腐敗”，要解決“失範”問題，就要建立起文學批評的美學的、倫理的尺度，而這就要求：第一、要堅持文學批評的審美標準；第二、要堅持文學批評的藝術倫理。這二者意味著文學批評，第一要對準優秀的作家和作品，為優秀作家和作品鼓與呼。蒂博代的《六說文學批評》中有一句話：“批評的高層次的功能不是批改學生的作業，而是拋棄毫無價值的作品，理解傑作，理解其自由的創造沖動所蘊含的有朝氣的、新穎的東西。”文學批評的職責不是一味的尋美，也不是一味的求疵，而是在求疵中尋美。而在求疵中尋美除了要堅持藝術的標準外，還要站在人民的立場，從現實出發，以歷史的眼光和倡導先進文化的高度來嚴肅地審視作家作品。換句話說，就是通過大量閱讀和審視，剔除粗陋的贗品，發現好作品，推出好作家。所以無論是來自大學的“學院派批評”，還是來自作家的批評，還是作家協會和文學機構的專業批評，都要自覺地關註優秀作家和作品，為優秀作家和作品鼓與呼，從而為真正的屬於人民的高雅的文學創作營造良好的生存環境。第二是要落實到文學性的思考，追求文學的精神。所謂“文學性的思考”，如傑拉爾德·格拉夫所說，即“對文學作品進行探究的同時，還要思考文學的本質、文學的作用、文學的職責”。文學批評的視角是多維的，文化批評對文學建設並非沒有效果，關鍵是文化批評是否只是單純的“借文學說事”，如果是屬於文學的文化批評，也就是說當文化批評最終落實到了“文學性的思考”的層面，那麽它就能有效地解讀文學的形式及其以外的一些問題，就會避免文化批評只是一種文學的“證偽”。弗萊認為文學批評有“內在的批評”，也有“外在的批評”。“內在的批評”主要是對文學結構、形式、意義和功能的審美批評，“外在的批評”主要是對文學文化場域的外部考察和分析，真正的文學批評應該是“內在的批評”和“外在的批評”的統一，“我們不能把文學與一個社會中其他的話語割裂開來，在文學之外能找到文學的東西，而在文學之內也能找到非文學的東西”。巴赫金就認為文學批評尋找文學的特性只有結合特定的歷史才有意義，他還認為使文學和文化聯系起來是非常重要的，單純的審美批評或者單純的文化批評都不可能全面地完整地揭示文學的真相。同時，巴赫金也認為文學和批評都在尋找真理。無疑，批評家堅持批評要落實到“文學性的思考”的層面，在批評中堅守文學的精神是一個關鍵，只有落實到了文學性的思考的層面，批評家才能與作家進行平等對話，批評家才能和作家一道展開與人類生存有關的、通向真理與道德的對話，文學批評才能引導文學創作對高尚精神世界的追求。

也就是說，文學批評既要對文學內部的結構和形式進行分析、闡釋和解讀，包括批判和否定，又要和文學創作一樣保持道義感，批評家要有藝術良知，要敢於發出自己真實的聲音，而不是趨附於流俗，趨附於文學之外的利益關系。需要強調的是，文學批評的審美標準和藝術倫理是統一的，文學批評不能只要藝術底線，而忽視批評家的道德感和文學批評對社會價值的追求和責任感的堅守。作為意識形態的一部分，文學批評無疑是和社會道德建設有機相融的。一句話，堅持文學批評的審美標準和藝術倫理，就是堅持文學批評的社會公正性，樹立文學批評的社會公信力。

電子媒介時代，眾聲喧嘩，多元主義拓展了人們的思維空間，也給文學批評帶來了自由的氛圍，但多元主義也可能走向“絕對的自由主義”，多元主義也可能消解主流的聲音和主心骨的意志。總之，電子媒介時代需要和諧的文學批評生態，而和諧的文學批評生態的建構是需要批評家和作家的合作與對話，也需要作家、批評家和讀者平等交流與對話。在全球化世界浪潮來臨、文化多元化和文學多元化的語境裏，文學批評確實面臨著諸多問題，甚至面臨著商業文化、娛樂文化和電子媒介的挑戰，但是批評家只要堅持了正確的美學標準，堅守了自己作為社會良心的立場，作為文化守夜人的身份，文學批評就會發出自己有力的聲音，就會在文學發展與和諧的文化生態建設中發揮自己不可忽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