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海上絲綢之路”作為一種互通互利的貿易通道，可以對沿線國家經濟發展釋放更多的“正能量”。基於巨大的人口優勢和市場潛力，中國產業可能比任何國家同類產業具有更大規模，產能的累積自然導致過剩，由此形成中國開辟或擴大多元貿易通道的內生動力，古代的瓷器、絲綢、茶葉等行業和今天更多的產業發展皆遵循這個邏輯。美國、歐洲和日本等發達國家是中國傳統出口市場，但其增量空間已不大，而“一帶一路”沿線廣大發展中國家則蘊藏著巨大的市場潛力，有助於消化中國的過剩產能。時值中國經濟面臨產能過剩和產業鏈升級問題，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面臨制造業落後、難以有效解決勞動力就業問題，相互之間就形成了中國過剩產能轉移的供需局面和態勢。

 “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大多為發展中國家，具有強勁的發展需求，一些國家出台了經濟發展規劃，但卻面臨基礎設施不夠完善、發展資金捉襟見肘等問題。中國擁有雄厚的外匯儲備，且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基礎設施國家’”，⑩亟需尋找合適的投資渠道。例如，印度尼西亞是一個群島國家，人口眾多，資源豐富，2011年就曾提出推動國內六大經濟走廊建設，即：爪哇、加裏曼丹、蘇拉威西、巴厘、巴布亞和馬魯古，並以此帶動印尼全國經濟發展，涉及到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和融資需求。印尼現任總統佐科2014年10月上台後提出了“海洋軸心戰略”，力圖促進國內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與海洋資源開發，將印尼打造成“印太中心”和“世界海洋軸心”，對資金技術的需求也很高。印尼總統外交顧問利紮爾•蘇克馬(Rizal Sukma)就認為，印尼的“海洋軸心戰略”與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存在項目重疊性，雙方可以加強合作。(11)

 還有，中國能源進口需求大，而“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中東、北非以及澳大利亞等則蘊藏豐富的能源資源，沙特、阿曼、伊拉克、伊朗、阿聯酋、科威特等位列中國石油進口前十大來源之中，澳則是中國最大鐵礦石進口來源國。這種能源資源生產地與需求地之間的失衡，加上海洋作為自然障區的阻隔，也需要通過加強海上互聯、互通予以克服。(12)

 此外，經濟發展存在國家與市場之間的矛盾，“市場的邏輯是在最有效率、最有利可圖的地方開展經濟活動，而國家的邏輯是控制經濟發展和資本積累的過程，以便增加本國的權力和經濟福利，市場邏輯和國家邏輯之間必然發生這種沖突”。(13)“絲綢之路”沿線許多國家並未在經濟上擺脫對西方的依賴，西方國家在國際金融、貿易和生產體系中具有優勢地位，而許多發展中國家被迫依附於這些體系。中國憑借獨特的社會制度，在平衡處理市場與國家關系過程中積累了很多經驗，可為沿線發展中國家提供借鑒。

 “海上絲綢之路”構想的重要目的，就是強化中國對外部經濟的正向外溢作用，同時解決雙方互動過程中資源配置不均或受阻的失衡問題，通過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基建、技術等領域援助，促進中國與沿線地區和國家生產資料的有效配置，“在鞏固現有周邊自然經濟區域的基礎上，在潛在的地緣經濟空間上，進一步發展新的跨界區域經濟合作，創建更多的經濟聯合體和市場共同體”(14)。互聯互通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內容，是促進貿易投資自由流動的前提和基礎，在當今新的時代不再只是傳統意義的基礎設施建設，而是基礎設施、制度規章、人員交流三位一體，是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領域齊頭並進，是全方位、立體化、網絡狀的大聯通。(15)為此，中國政府倡議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綢之路基金”，優先支持互聯互通項目，打通“絲綢之路”的血脈經絡，中國政府還將設立100億美元的中國—東盟基礎設施專項貸款。

 最後，“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有利於中國克服外向型經濟中生產要素流通的兩種失衡或挑戰。一是沿海地區能夠更有效地利用外部資源，導致國內經濟布局在沿海與內地之間的失衡，沿海地區發展水平明顯高於內地。二是對外依賴引發的敏感性與脆弱性問題，尤其是漫長的海上通道面臨多種風險挑戰。中國在歷史上多次遭受陸上強敵的入侵和占領，但最終都將它們融入中華文化的泱泱大潮，唯有從海上入侵的強敵使中國徹底淪為半殖民地。當前，中國的外部安全威脅主要來自海上，而對外經濟依賴度高也意味著受制於人的風險較大。換句話說，經濟的沿海化，強化了中國對海外市場和海外資源的高度依賴。沿海化經濟造成對海上通道的嚴重依賴，這是制約中國經濟安全乃至國家安全的重大瓶頸。(16)就連長期以來皆非中國海洋戰略重點的印度洋作為“能源通道”、“貿易通道”在中國的整體發展與安全中愈發占有重要地位。(17)“海上絲綢之路”的構建有助於消除或緩解上述兩大失衡。

 中國所倡導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並非局限於海上，而是與陸上“絲綢之路”相鋪相成，嫁接橋梁就是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和中巴經濟走廊。通過參加兩大走廊建設、融入“一帶一路”建設，新疆、雲南等內地省份可以更有效地吸引更多生產要素，成為沿邊開放高地。比如，雲南可通過西南通道進出印度洋，從內陸省份變為間接的沿海省份，對外開放通道更加暢通。

 此外，中國倡導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導共商、共建、共享，主張與沿線各國加強海上互聯互通，通過構築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為海上通道安全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二

 中國所倡導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和平繁榮之路，對中國以及沿線地區和國家來說是莫大的善舉。但是，客觀地說，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及其安全面臨諸多困難與挑戰，首當其沖的有大國海洋秩序博弈、海洋權益爭端、沿線國家治理之困、海上非傳統安全威脅等。

首先，“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可能引發現有海上強權的擔憂與疑慮。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導更加公平的海洋秩序與和平、合作、和諧的海洋觀。

但是，美國為了維護其全球海洋霸權而可能對中國的“海上絲綢之路”建設難以釋懷，加上“海上絲綢之路”還涉及印度洋地區，印度對“海上絲綢之路”的真實意圖也半信半疑，這是海上絲路建設需要妥善應對的戰略挑戰。

 美國視海上霸權為其全球霸權體系的重要支柱，並通過“島鏈戰略”長期對中國進行海上牽制。中國建設海洋強國、推進“海上絲綢之路”的努力，難免遭遇美方反彈乃至反制。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和“印度洋—太平洋構想”，客觀上都是全面強化其在“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戰略部署。美國雖然不是“絲綢之路”沿線國家，但卻憑借其同盟體系、軍事實力等，對“絲綢之路”沿線的地區事務乃至一些國家的內政都擁有巨大影響力，且擁有可用來施加幹擾的諸多資源。美國太平洋司令部下屬亞太安全研究中心(APCSS)學者莫漢•馬利克(Mohan Malik)坦承，“中國對南海和東海的擴張性‘主權訴求’，以及反介入和區域拒止軍事戰略的推行，對美國及其盟友以及地區夥伴的利益構成了挑戰，對全球公域的安全也構成威脅。……考慮到美國海軍面臨預算縮減和責任增大間的失衡，中美緊張局勢將會加劇”。(18)

 中印安全互信依然缺失，印度不少人擔心中國構築包圍印度的“珍珠鏈”，其一些戰略界人士認為“中印海上對抗不可避免”、“中國是印度在印度洋的最大對手”等，結果即導致印度加強自身軍事外交、強化對印度洋的主導權，而這會被北京視為“阻止中國進入印度洋”。(19)特別是隨著斯裏蘭卡、馬爾代夫、巴基斯坦等國紛紛表示樂於參加海上絲路，印度擔憂之心日增。印度的中國研究所副所長鄭嘉賓(Jabin Jacob Thomas)承認“一帶一路”為中印兩國提供了巨大的機遇，但又認為印度在乎的是“中國在多大程度上承認印度在其所倡導‘一帶一路’地區的歷史的角色和影響力，中國能多大程度上理解印度在陸地和水域的切身利益和敏感所在”。(20)印度媒體披露，莫迪政府有意啟動代號為“季風工程”(Project Mausam)的項目，“與中國的海上絲綢之路相競爭”。(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