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重申對其倡導的“新絲綢之路”和印太經濟走廊的戰略承諾，而這兩者與中國所倡導的“一帶一路”在地理範圍、項目內容上均有很大重疊，即使美國不至於公開反對中國所倡導的“海上絲綢之路”建設，但其舉措無疑將加劇中美海洋秩序方面的戰略博弈。2014年9月底莫迪訪美時發表的美印聯合聲明強調維護海上特別是南海地區安全、航行與飛越自由的重要性。(22)這是美印兩國官方文件中首次提及南海。2015年1月奧巴馬訪印，雙方發表《美印關於亞太和印度洋的聯合戰略展望》，將兩國在該區域的戰略合作擴展至“從非洲到東亞”的更廣範圍。美國拉住印度加強在西太平洋的戰略協調，存在對華制衡的音符。有印度學者稱，“讓印度支持一個更遙遠的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不符合印度的利益。因為，印度與中國都是多極世界中的重要中心。”(23)這反證了美印海洋戰略協調的弦外之音。

 其次，南海爭端個別有關方無所顧忌的升級行為有礙中國—東盟務實合作。東盟是“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第一站也是最重要一站，爭取東盟國家的支持和參與，對“海上絲綢之路”的順利推進至關重要。當前，中國與東盟及其各成員國的關系總體良好，東盟各國領導人“讚賞中方提出建設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和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24)雙方還正在探討簽署“睦鄰友好合作條約”。應該說中國—東盟關系蘊藏巨大機遇，但越南、菲律賓等持續挑起南海爭端，中國的維權舉措又被其炒作成“海上威脅”，成為中國—東盟關系的弦外雜音。

 南海爭端僅是中國與部分東盟成員國間的矛盾，而且只是中國與爭端國關系的一部分，但一旦被與“中國威脅論”、“中國海上威脅”掛鉤，其負面影響就可能外溢至中國—東盟關系大局，幹擾“海上絲綢之路”建設。一是可能使“海上絲綢之路”構想被誤解為強化對東盟經濟影響力的“戰略武器”。有越南輿論指責，“中國正利用鄭和15世紀初的“海上絲綢之路”航線，作為其對黃沙(即中國的西沙群島，下同)和長沙(即中國的南沙群島，下同)兩個群島‘開辟、確立並行使’的‘主權’的立論基礎。……中國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帶有多種政治內涵，經濟內容只是個‘帽子’，掩蓋其深層次的政治算計，其目的是實現使中國成為海上超強國家的目標，挑戰美國的‘獨尊’地位”。(25)另有學者認為，“即使‘海上絲綢之路’是純粹的經濟戰略，也將帶來明顯的戰略影響。中國的行為已經證明，其不會回避使用經濟脅迫的手段尋求利益，使經濟投資成為潛在武器。……立足軍事的‘珍珠鏈’和貿易導向的‘海上絲綢之路’的區別有所縮小”。(26)二是可能使中國陷入“維權”與“維穩”的困境。中國一直重視睦鄰外交政策，倡導和平、合作、和諧的新海洋觀，但是又不能無視越南、菲律賓等國的挑釁行為，也要避免維權政策被曲解、被炒作。中國2014年提出以“雙軌思路”解決南海問題，有助於將主權爭端與南海和平問題相切割，但主權爭端具有很強的不可調和性，對雙邊關系將構成長期、負面影響。南海相關聲索方仍在斷續線、法理仲裁、島礁工程、“南海行為準則”(COC)等問題上向中國施壓。近年來，南海爭端持續升溫，加大了中國將南海建設成和平、友誼、合作之海的難度，甚至使自身海上通道安全面臨更多幹擾。因此，謀求與有關方雙邊關系的好轉、避免南海爭端對睦鄰外交全局的幹擾，已成為推進“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重要一環。三是美國、日本等打著維護地區安全、海上航行自由和通道安全的旗號，插手南海爭端，對中國構成戰略壓力。其中最突出的是，美、日等國乘南海爭端升級之機，加強在東南亞地區的安全力量存在，搶奪中國在地區安全制度安排上的話語權。2015年1月29日，美第七艦隊司令羅伯特•托馬斯(Robert Tomas)表示，歡迎日本把空中巡邏範圍擴至南海，以制衡中國海軍力量崛起。與此同時，越南、菲律賓等國國內的“脫中派”、“反華派”，也借南海爭端排擠國內友華派，其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也不斷高漲，對中國發展與各國的關系造成民意壓力。特別是越南，從海洋石油981平台誘發越國內反華示威就可見一斑。顯然，南海爭端為美、日等介入南海乃至東南亞事務，為周邊個別國家挑釁中國，提供了借口。

 再次，“海上絲綢之路”途經眾多地區和廣闊海域，面臨各種區域性的傳統與非傳統安全挑戰。“海上絲綢之路”大致有兩條線路：一條是途經東南亞(南海)—南亞(印度洋)直至西亞北非(西印度洋)和歐洲；另一條是途經東南亞(南海)南下進入南太平洋(澳、新等)。南線主要是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政治安全形勢相對穩定，但西線途經地區國家眾多、民族林立、文化各異、國情不一，一些地區存在國家間矛盾，一些國家正經歷轉型陣痛，一些海域面臨復雜的非傳統安全威脅，對“海上絲綢之路”的安全、順暢提出挑戰。一是若幹地區熱點難以“降溫”。東南亞地區情況較好，東盟共同體建設穩步推進，醞釀將於2015年建成經濟共同體，但成員國之間差異性大，政治制度、宗教文化、經濟發展水平各不相同，部分國家之間甚至存在領土糾紛，這些都不利於地區整合。即便在南海問題上，各國政策也不盡相同，越南、菲律賓是挑起爭端的急先鋒，通過外交、軍事、法理等渠道，不斷侵蝕中國的南海權益；馬來西亞和文萊態度更加低調、溫和，主張東盟用同一個聲音說話，同時保持與中國的溝通、磋商；印尼雖非南海爭端方，但以重要利益相關方自居，希望在爭端解決中發揮更大作用；其他非爭端方如緬甸、老撾持中立態度，泰國、柬埔寨與中國關系較近並曾在東盟峰會制止越南、菲律賓推動南海問題東盟化的企圖。因此，各方對“海上絲綢之路”的態度冷熱不一。在南亞，地緣政治格局的基本特征是印巴對峙，長期拖累區域一體化，也對中印巴三邊關系帶來復雜影響。2014年10月，印巴在克什米爾爭議地區又爆發數次沖突，是2003年達成停火協議以來最嚴重的軍事沖突。印巴關系的走向，牽涉“海上絲綢之路”和“兩個走廊”(即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和中巴經濟走廊)建設。此外，西亞北非地區的地緣政治博弈和民族、宗教矛盾也非常復雜。二是部分沿線國家存在“治理之難”或者“轉型之困”。在東南亞，中南半島面臨的“顏色革命”壓力增大，美西方利用新媒體和非政府組織，操縱“民主”、“人權”、“環保”等議題，扶持有關國家國內的親美派，持續推進“顏色革命”，並對中國與相關國家的關系造成沖擊。在南亞，巴基斯坦、阿富汗安全形勢不容樂觀，政治鬥爭、經濟頹勢、安全亂局短期難以結束；斯裏蘭卡局勢趨穩，但倘若政府無法有效推進民族和解，則不排除兩大民族間的對立再度升級的可能；孟加拉、馬爾代夫和尼泊爾的政局走向也存在不穩定性。巴基斯坦堅定支持“海上絲綢之路”建設，但國內動蕩局勢至今沒有完全扭轉、國家治理能力建設任重道遠。在西亞北非，2010年以來，“茉莉花革命”從突尼斯席卷至整個阿拉伯世界，引發地緣政治格局、伊斯蘭教派關系的動蕩和重組，伊拉克、敘利亞等國內安全形勢難見好轉。中國在該地區的利益因此面臨巨大風險，加上部分國家市場經濟欠發達，在勞工、土地、融資等方面的法律法規不健全，許多中國企業(特別是民企)不願意赴相關國家投資，這都需要在“海上絲綢之路”建設中予以充分考慮。三是沿線國家間或國家內部各種矛盾相互交織，催生了形形色色的暴力犯罪如恐怖主義、毒品販賣和軍火走私等，對海上通道和航行安全構成威脅。印度洋“是人員和貨物非法活動的主要傳導地帶”，“軍火、毒品和人口的販賣走私在印度洋地區非常明顯”。(27)該海域“涵蓋從撒哈拉沙漠到印度尼西亞群島的整個‘伊斯蘭之弧’，既有索馬裏、也門這類‘戰爭導火索’，又有猖獗的全球恐怖主義、海盜和毒品走私網絡。”(28)特別是西印度洋地區也門、索馬裏等國內動蕩，中東地區局勢緊張，威脅該海域的咽喉要道，如霍爾木茲海峽。南海海域近年來海盜問題日益突出，僅東南亞海域2014年海盜襲擊事件就有124起(索馬裏海盜僅11起)，約占全球海盜襲擊總量(245起)的50.6％。(29)因此，“航道安全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持續穩定發展的關鍵”。(30)

 最後，“海上絲綢之路”建設面臨與沿線國家的戰略對接難題。“海上絲綢之路”倡導的互聯互通，不是狹義的建路搭橋，而是實現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全方位、立體化、網絡狀的大聯通”，其中以政策、制度、規則、民心等領域的軟性聯通為最難。“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發展戰略不一，很難用單一的對接戰略開展合作，有時甚至需要“一國一策”。巴基斯坦、緬甸、泰國等國倚陸向海，可能需要統籌推進陸海互聯互通，甚至陸上互聯互通更為重要。斯裏蘭卡、印尼這樣的島嶼國家，則更重視港口經濟和海上走廊建設。還有，一些國家對“海上絲綢之路”構想仍然是不甚了解，要使沿線國家與中國“海上絲綢之路”戰略有效對接仍需要進一步加強政策溝通。(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