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理，各個省份雖然喪失了自己與眾不同的面目，但這並不能否定人與人之間的差別在不斷擴大的事實。如果說文明正在逐漸抹平集體類型之間的差別，這並沒有什麽疑問，但如果說文明對個人類型產生了同樣的影響並使其不斷趨於一致，那就錯了。

這兩種類型非但沒有同步發生變化，相反我們會看到，第一種類型的消失正是第二種類型出現的必要條件。”[73]這就是說，轉型中的趨同同時包含著個體差異的存在和增長。第三，正因為社會趨同與個體差異同時存在，非西文化內部的個體認同也就呈現出某種危機。歷史一再表明，“在相對孤立、繁榮和穩定的環境里，通常不會出現文化身份問題。身份成為問題，需要有個動蕩和危機的時期，既有的方式受到威脅。

這種動蕩和危機的產生源於其他文化的形成，或與其他文化有關時，更加如此。。……現身份相連的基本概念似乎是持久、連貫和認可。我們談論身份時，通常暗含了某種持續性、整體的統一以及自我意識。多數時候，這些屬性被當作理所當然的，除非感到既定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威脅。”[74]在很大程度上，所謂文化衝突，主要就是指文化身份或認同的衝突。

4、“多元認同”能否化解“文明衝突”？

文化衝突從來就是世界衝突的一部分。僅就現代世界而言，就有多種不同形式的文化衝突。如19世紀以來逐步建立的西方文化霸權與非西方文化的衝突，冷戰結束以來美國“軟權力”在全球擴張過程中所展現出來的強勢力量及其與弱勢文化的衝突，大量增加的跨國移民所引起的族群之間的緊張，狹隘民族主義或恐怖主義所堅持的文化原教旨與外來的世俗文化的對立，等等。然而，只是在冷戰結束後，只是在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的當代，文化衝突才成為一種政治—文化論說。

“文明衝突論”是由20世紀末由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率先提出並加以論證的國際政治/文化理論。此論的基本觀點是，新世界衝突的根源主要的將不是意識形態上或經濟上的，人類的巨大分化以及衝突的支配性根源將是文化上的。在世界事務中，民族國家雖依然是強有力的行為主體，但主要的全球性政治衝突將產生於不同文明的民族和集團之間。文明的衝突將主導全球政治。文明間的虛線將成為未來戰爭的界限。亨廷頓認為，文明的衝突是現代世界衝突演化中的最新階段。在此之前，隨著始於威斯特伐利亞和會的現代國際體系的出現，此後一個半世紀的時間中，西方世界的衝突主要發生在君主（那些試圖擴展自己的官僚機構、軍隊、商業力量，尤其是統治領土的皇帝、絕對君主和立憲君主）之間。在此過程中，這些君主創造了民族國家。隨著法國大革命的爆發，君主間衝突讓位於民族/國家衝突。這種19世紀模式一直待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隨後，由於俄國革命和反對它的結果，意識形態衝突替代了民族/國家衝突，先在共產主義國家、法西斯國家和自由民主國家之間，繼而轉化為共產主義國家和自由民主國家之間。王朝衝突、國家衝突和意識形態衝突主要是西方文明內的衝突，可視為“西方內戰”。冷戰結束之後，國際政治走出它的西方階段，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非西方文明內部的互動，成為它的核心內涵。亨廷頓指出，文明的衝突與非西方世界的崛起有關。就政治文化而言，非西方文明的民族和政府不再是西方殖民主義的對象而成為歷史的客休，相反，他們以歷史的推動者和沒計者的身份加入西方國家的行列。文明衝突論由於得到若干經驗性證實而成為國際政治與全球文化討論中所不容回避的議題。

簡單地說，“文明衝突論”有政治與學術兩個方面的議程。關於前一個方面，本書將在第13章進行討論。這里僅從學術上說，此論欲回答的一個基本問題是：為什麽文化共性促進了人們之間的合作與凝聚力，而文化間的差異卻加劇分裂和衝突？亨廷頓從“文化認同”的角度給出五點解釋。第一，每個人都有多種認同，它們相互競爭或彼此強化。文化認同之所以要比親緣關係的、職業的、體制的、地域的、教育的、黨派的認同更為重要，是因為單方面的認同只有在直接的面對面的層次才最有意義，但狹隘的認同並不與廣泛的認同發生衝突。全世界的人在更大程度上是根據文化界線來區分自己。第二，文化認同的突顯是社會經濟現代化的結果，在個人方面，現代社會的混亂與異化造成了對更有意義的認同的需要，在社會方面是非西方社會能力和力量的提升刺激了本土認同和文化復興。第三，任何層次上的認同都只能在與其他的關係中來界定。文明之內與文明之外的行動差別來源於：對被看作與我們不同的人的優越感；對這種人的恐懼和不信任感；交流的困難；對其他民族的心理、關係和行為的不了解。當不同文明人的因交通和通訊的改善而更頻繁地相互作用時，其文明間的差異也越來越顯著。第四，文化問題不可能通過談判妥協來解決，如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不可能通過雙方各自建一個自己的寺廟和清真寺，或都不建，或建一個既是寺廟又是清真寺的建築，來解決是否應當在某地建一個清真寺或寺廟的問題。第五，衝突的普遍性，憎恨是人之常情，為了確定自我和找到動力，人們需要敵人。在當代世界，“他們”越來越可能是不同文明的人。[75]

 [72][美]阿爾君·阿帕杜萊：《全球文化經濟中的斷裂與差異》（1994），陳燕谷譯，汪暉等主編：《文化與公共性》，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542—543頁。

 [73][法]埃米爾·塗爾干：《社會分工論》（1893），渠東譯，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69—97、97頁。

 [74][英]Jorge Larrain:《意識形態與文化身份——現代性與第三世界的在場》（1990），戴從容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94—195頁。

 [75][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1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