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衝突基於文明的劃分，這種劃分使我們有了單一且明確的身份並產生一種強烈的認同感。既然每個個體都被民族、宗教、國家這樣一些宏大的定義鎖住，而他們的生活、身份，與世界的聯系，只能由背後龐大的文明體系來決定，那麽由此延伸出來的相互排斥、衝突和暴力血腥，也就順理成章。

在這里，“我是誰”這個問題轉變成“我屬於哪個群體？”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在群體中發現個體的觀點也由當代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所強化。1980年代，北美哲學家桑德爾（Michael Sandel）、麥金太爾（Alasdair MacIntyre）、瓦爾澤（Michael Walzer）、泰勒（Charles Taylor）、貝拉（Robert N. Bellah）等人在批判羅爾斯《正義論》的自由主義理論時，主張以新集體主義為理論基礎，用公益政治學代替權利政治學，以恢復社群價值的重要性來修正自由主義對個人和社群的假設。

這是一種關注社會利益的表現形式的社會哲學，故又稱為“社區主義”、“共同體主義”、“社團主義”、“合作主義”等。社群主義的理論起點是對“自我”的重新認定。自我根植於特定的歷史文化及傳統中，每一個個體都是位在某個特定的時空、生長於某個特定的家或某個特定的社會中，諸多社會的屬性和目的形塑了個體的特殊性和個別性，是自我構成的特定要素。個人認同及價值觀的形成，並非在進入社群前即由個人意志所決定，而必須通過個人與其社群間的對話關係才能發現。不是我自由選擇了“我是誰”，而是社群決定了“我是誰”。不是自我和個人，而是社群才是政治分析的基本變量。桑德爾說的明白：“……共同體描述的，不只是他們作為公民擁有什麽，而且還有他們是什麽；不是他們所選擇的一種關係（如同在一個誌願組織中），而是他們發現的依附；不只是一種屬性，而且還是他們身份的構成成分。”[76]

 “文明衝突”論與社群主義源自不同的理論脈落，也有不同的政治立場和現實指向，亨廷頓主要是分析性的：如何解釋冷戰後的世界衝突？社群主義是規范性的：個人及其自我最終由他或他所在的社群決定。但它們都把個人歸屬於一個更大的共同體，並在不同的共同體之間設置了難以逾越的鴻溝。兩種理論都對全球化文化衝突提出了一種解釋，而且都與當代重大議題“文化認同”直接相關，當然也影響到全球文化產業的相關討論。它直接提出三個問題：

 第一，身份的多重性。

 在研究全球文明衝突時，印裔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發現了一個殘酷的事實：“世界上大多數衝突與暴行都是由某一看似唯一的、沒有選擇的身份認同而得以持續，煽動仇恨之火總是乞靈於某種支配性身份的精神力量，似乎它可以取代一個人的所有其他關係，並以一種很自然的方式壓倒我們通常具有的人道同情和自然惻隱之心，其結果或是樸素的原始暴力，或是全球范圍內精心策劃的暴行與恐怖主義。”[77]以基地組織為例，眾多甘願充當人肉炸彈的教徒其實都被灌輸了一種單一身份的思想，他們只知道自己是為伊斯蘭事業奮鬥的，自己只有一種身份。

這種進攻性的伊斯蘭身份正是基地組織用來反抗西方最有力的武器。更重要的是，阿馬蒂亞·森還發現，試圖克服恐怖主義暴力的努力實際上也或明或暗地接受了這種單一的身份劃分，從而解決宗教間的暴力衝突不是通過加強公民社會來克服（盡管這是一個顯著的事實），而是通過動員各個宗教中所謂的“溫和”派領袖來勸說，指望這些宗教領袖們自己在他們的宗教內驅逐極端主義分子，並在必要時重新界定其宗教教義。

這里的關鍵問題是，即使不以自由主義的“個人”為出發點，我們也不難發現，在“我是誰”與“我屬於哪個群體”之間，不能簡單地劃等號。任何一個人或群體都不只有一種身份，有的是多種身份。森的結論得自一個簡單的事實：我們生活在一個多元的世界。我可以同時是亞洲人、印度公民、有著孟加拉歷史的孟加拉人、居住在美國或英國的人、經濟學家、業餘哲學家、作家、梵語學者、堅信現世主義和民主的人、男人、女權主義者、身為異性戀者但同時維護同性戀權利的人、有著印度教背景但過著世俗生活的人、非婆羅門、不相信來生的人……所以，在實際生活中，每個人都同時歸屬於許多群體：公民身份、居住地、籍貫、性別、階級、政治立場、職業、工作狀況、飲食習慣、所愛好的運動、音樂鑒賞水平、對社會事業的投入，等等。其中任何一種歸屬都賦予個人以一種具體的身份，但沒有一種能夠被視為此人唯一的身份，或者一種單一的成員劃分。宗教或文化的身份確實重要，但它只是多種身份之一而不是看待我們自身以及我們所屬的群體的唯一方式。單一身份論的危害在於，第一，它違背了我們共享的人性。文明人類的一個古老信念是：世界上的人大體上是一樣的。在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中，猶太人夏洛克已經把這一點說得清楚：“難道猶太人沒有眼睛？難道猶太人沒有四肢五官、沒有知覺、沒有情感、沒有血氣嗎？他不是吃著同樣的食物，同樣的武器可以傷害他，同樣的醫藥可以療治他，冬天同樣會冷，夏天同樣會熱，就像一個基督徒一樣嗎？你們要是用刀劍刺我們，我們不是也會出血嗎？你們要是搔我們的癢，我們不是也會笑起來嗎？你們要是用毒藥謀害我們，我們不是也會死嗎？”[78]

 [76][美]邁克爾·桑德爾：《自由主義與正義的限度》（1982），萬俊人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182頁。

 [77][印]阿馬蒂亞·森：《身份與暴力——命運的幻象》（2006）李鳳華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序，第2頁。

 [78][英]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朱生豪譯，《莎士比亞全集》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