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紀大一點的人都知道，中國在50年代有很長時間，都在研究爭論中國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人民出版社還出了很多書。我覺得這個就很荒唐。如果要說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唐宋比明清更好，唐宋更發達。那為什麼不研究唐宋，要研究明清？也是因為西方，因為西方的資本主義是從發現新大陸開始的，時間上就相當於中國的明朝。還有很多很多這樣的例子。過去顧頡剛先生有個“疑史”觀，懷疑中國的歷史。我一直懷疑中國近代以來的這個知識體系。我沒有很多時間來做這方面的研究，如果做的話，這是一個很大的工程。不過，這個問題對中國很重要——就是我們怎麼來解釋中國？ 

我花了很多年去了解西方是怎麼看中國的，從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到現在。後來我寫了一本《中國崛起：重估亞洲價值觀》的小書。我有一個重大的發現，就是西方人解釋中國有一個特點——以中國沒有的東西來解釋中國。從早期孟德斯鳩的“中國沒有貴族”，到後來的“中國沒有私有產權”，包括現在很多的自由派經濟學家和左派都受西方影響，認為中國沒有私有產權，沒有法治，沒有人權，沒有民主，等等。他們以這些中國沒有的東西來解釋中國。但很簡單的一個道理是：你要解釋我的話，只能以我有的東西來解釋我，不能以我沒有的東西來解釋我，這個道理是大家很容易能明白的。

西方對中國的認識從古希臘就開始了。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里有一個詞，叫做“orientalism”，就是“東方主義”，到後來18世紀西方啟蒙運動時，變成“orientaldespotism”，就是“東方專制主義”。這個“專制主義”一直發展到50年代的《水利社會》那本書。自古希臘到近代，對西方人來說，他們以東的地方都是一樣的體制，都是專制。所謂的“近東”、“中東”和“遠東”就是他們的分類。對他們來說，這些地方的體制都是差不多的。現在西方發展出各種版本、不下幾十種的“authoritarianism”（中國“權威主義”），但其實西方理解中國只有一個模式，就是“東方專制主義”，沒有第二個，其它都是它的一些變種。這個認識也難怪西方，因為從他們的文化來理解，他們只能這樣認識我們。 

像我上一本書（《中國崛起：重估亞洲價值觀》）說的，對中國誤解最深的都是德國人，四位德國人。第一位是黑格爾，他說中國沒有歷史，從來沒有變化。確實是這樣。中國從秦始皇統一到現在，“吾道一以貫之”，政治結構沒有大的變化。而西方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到君主專制，再到近代民主，確實有實質性變化。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歷史是凝固的。第二位是馬克思，他是“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提出者。第三位是馬克斯?韋伯，他從宗教的角度解釋了西方的新教為什麼能孕育資本主義，而中國的儒教倫理為什麼不能產生資本主義。最後一位是50年代寫《水利社會》的魏特夫。西方人看中國最深的就是這四個德國人，誤解得最深的也是這四個德國人。我們都非常崇拜這四個德國人。不過，我們很難責怪這四個人。我們怎麼理解我們自己？這是我們的責任。傳統上，中國歷史學很發達，但是我們缺少社會科學，沒有社會科學。 

最近就有一件事情讓我覺得非常有意思。我發現，西方的“law”，我們翻譯成中國的“法”，這是一個天大的誤解。中國的“法”可能只是西方的“law”的很小很小一部分。嚴復翻譯孟德斯鳩的《法意》時就說，西方的“法”，可能要包括中國的“禮”、“理”和 “制”等等。中國秦朝以前就已有“刑”，也就是“法”，但中國的“法”只針對壞人，對待好人不叫“法”。西方的“法”是個普世的概念，西方有“上帝”，還有“自然法”。上帝也好，自然法也好，在現實中找不到，是一種intellectual imagination（知識的想象）。

正因為不是具體的東西，是一種知識想象，所以每個人都可以平等，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美國憲法說，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對他們來說，在“上帝”和“法”之間轉換沒有任何困難。但在中國不是這樣的，中國的法只針對壞人。中國每一個社會群體，士農工商，都有他自己的“法”。從某種意義上說，對士大夫階層而言，“禮”就是他的法。如果重新解讀這種傳統，我們就可以很很容易理解現在的“黨紀”和“國法”之間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