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8年5月21日，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在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北京總部舉辦新書《中國的文明復興》、《中國的知識重建》發布會。鄭永年在主題演講中分享了他對中國改革開放40年以及未來30年政治經濟走向的研判。本文為編輯後的演講全文。

我今天本不想講這兩本新書，而是想和大家談談中國改革開放40年，以及“十九大”之後的“三步走”，至少可以講講中國如何通向2035。不過，這兩本小書，是我自己思考中國問題、世界問題的一個視角，或者方法，因此聯系這兩本小書來講未來中國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可能演變也很好，至少有一個思考方法的基礎。 

中國知識界與媒體缺乏思想體系的支撐 

最近剛好趕上中美是否會打貿易戰問題，我這些天也一直在和其他人交流。中美貿易戰，當然是美國發起的，但我覺得我們中國自己也有責任。這次西方對中國那麼大的反應，某些程度上跟我們中國人講中國故事的方式有關，我們講著講著把人家講害怕了，而不是說講著講著讓人家更喜歡你了。我一直在想，為什麼西方媒體那麼強大，中國媒體強大不起來？就媒體的技術手段而言，中國在很多方面已經超過了西方，至少不比西方差多少。但西方媒體的強大，是因為它背後有一個思想體系，有個知識體系。這個非常重要。媒體只是一個表達方式，沒有背後強大的思想和知識體系的話，做起來會非常吃力。上次中國有關部門帶了團隊到新加坡來交流，我就對他們說，“走出去”交流很好，但必須要注意方式方法。方式方法不好的話，效果不僅不好，反而會走向反面。在一些問題上，中國不走出去還好，人家還同情你，但一走出去，像在國內那樣講一番話，人家反而不理解，甚至恨你。這是個矛盾，一方面要走出去，另一方面一走出去就遇到麻煩。這里面可能有方式方法的問題，但背後知識體系的問題更為重要。 

我對中國的知識界一直很苛刻，一直很批評。我認為近代以來我們一直是西方思想的殖民地，被思想殖民，沒有自己的思考。其實中國改革開放40年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實現了世界公認的奇跡，例如，在短短40年內成為世界經濟第二，並且讓7億多人口脫貧，這是世界經濟歷史上從未發生過的。當然還有其他很多故事。但為什麼我們講這些故事的時候，反而把人家講反感了？問題到底在哪里？我覺得是因為我們沒有一個思想體系。 

用西方的思想難以解釋中國 

我自己西方教育出身，覺得西方這些理論用來解釋西方非常好；可是西方的東西運用到中國來解釋中國，就很難。近代以來，中國的無論什麼主義都是從西方引進的，我們想學習西方，來解釋中國。我最近花了很多時間來回顧近代以來，包括老一輩人，對中國所做的解釋，覺得很大程度上他們不是在解釋中國，而是在曲解中國。 

舉一個例子，馬克思主義把社會發展歸納為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然後到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最後到共產主義社會。在某種程度上說，西方的歷史就是這樣發展的，當然共產主義是對未來的展望。但是把馬克思主義理論應用到中國，有時候就很不科學。比如說馬克思說奴隸社會，但中國從來找不到像西方這麼大規模的奴隸社會。有人說漢朝有家奴，但家奴不是奴隸，家奴跟今天的傭人有點像。清華大學貝淡寧教授的研究是，即使對於傭人，中國跟西方的看法不一樣，中國的傭人，做著做著就做成了家人的一部分，而西方的傭人永遠是傭人。中國沒有西方式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呢？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中國就沒有封建社會了。最近這些年弗朗西斯?福山寫的書認為，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近代國家，因為它建立了一個官僚體系，就有了近代國家的雛形。還有資本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