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克忒忒的漁民正在向西方旅遊者講解制造獨木舟技藝，為了獲得額外的報酬，他卷起褲腿，向他們展示了自己腳踝上的傷疤。這個傷口是被生銹的鐵錨弄傷的。但是他相信水腫來自他的祖先被鎖鏈綁過的腳踝。要不然為何沒有痊愈？他背的十字架不僅僅是那個錨的也是他的種族的，村子裏的黑人和窮人像豬一般紮根在燃燒的垃圾堆裏，然後被掛到屠宰場的鐵鉤上。21-3-3

顯而易見，這裏，無論是創傷本身還是展示傷疤的行為都具有某種象征意義。法蘭茲·法農指出，在最基本的層次上，殖民主體是創傷性的。帝國主義話語（尤其是在種族主義的層面上說）阻礙了（阻礙著）健全統一的自我的建構，造成了自我異化。殖民的精神分裂癥不但影響到被殖民者，也影響到殖民者以及處在兩者之間的其他人。（PAULA BURNETT，2000，17）對加勒比人來說，創傷既是生理性的，又是心理性的，帶有歷史的重負，因為包括聖盧西亞在內的加勒比地區的人口大都是被販賣到美洲來的非洲奴隸的後代，被奴役的非洲人那種無法表達的生理痛苦在他們後代的身體上保留下來，這種痛苦始終強烈地壓迫著他們，無法用語言排遣宣泄。另一方面，對於那些生活在加勒比地區的前殖民者後代來說，他們也始終背著祖輩的罪孽的重負，生活在悔恨與自責的痛苦中。沃爾科特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抓住了殖民歷史的核心，用他的史詩描述了殖民主義給現代加勒比人帶來的創傷和痛苦。

但是，問題在於，在後殖民時代，以前的被殖民者是否應該將過去的苦難作為商品展示給來自西方中心的/旅遊者/讀者看，借此獲得憐憫、同情及至某種物質上的補償？這就涉及到如何對待歷史話語的問題。"傳統的歷史話語從帝國主義中心出發，敘述的只是加勒比人民的痛苦和屈辱。這是一種要求對之作出反應的重負，但是，在沃爾科特看來，僅僅作出反應是錯誤的，因為它給原來話語的權威性留下了空間。他選擇的是雙重化的策略，以不同的優選權，從不同的觀點敘述歷史，而不是對歷史作出反應，這就將標準話語歸入了相對的無意義性。這樣做的結果是根據不同的價值敘述一個不同的故事。"（BURNETT，68）

事實上，史詩開頭的這位腿上帶有傷疤的漁民並非沃爾科特的首創，而是從希臘神話中挪用過來的，他就是墨利玻亞國王，波阿斯和得摩那薩的兒子費羅克忒忒斯（PHILOCTETES，比聖盧西亞的那位同名者末尾多一個S），他的手中持有赫勒克勒斯臨死前托付給他的弓箭。他與希臘諸王一起參加了對特洛伊的遠征，但在中途被毒蛇咬傷，被同伴拋棄在一個荒島上。直到特洛伊戰爭的第十年，希臘人聽到預言說，除非他們得到赫勒克勒斯的弓箭，否則就攻不下特洛伊，他才被俄底修斯等請到特洛伊城下，治愈了創傷。沃爾科特保留了費羅克忒忒發出惡臭的創傷、荒島的命運、生理上的痛苦，以及最後的治愈等細節特征，但是經過一番詩學轉換，將他從地中海移置到加勒比海，弄黑了他的皮膚，將他的創傷從腳上轉移到腿上，將他的赫拉克拉斯的弓箭換成漁民的漁網，將他發出的痛苦的喊叫轉換成克裏奧爾語，最後，讓一個會奧比巫術的當地女人治愈了他的傷口。顯然，這既是一個後殖民的挪用過程，也是一個縫合的過程，詩人將來自不同文化源頭、不同文學類型的碎片綴合起來，創造出一個新的混雜人物。讓這個希臘神話中的人物經歷了一個從白人到黑人、從殖民者到被殖民者、從古典到現代的變形，用 的話來說，這不僅是對經典的顛覆或異國情調化，而是一種陌生化，這就像在蒙娜麗莎嘴唇上加了一撇加勒比胡子。（CLC，160，317）

通過對創傷進行詩學上的轉換和變形，沃爾科特跳出了民族主義的狹隘圈子，使其具有了某種普遍性品格。費羅克忒忒的傷口盤旋在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間，給西方旅遊者/讀者提供了一個進入非洲-加勒比經驗的入口，同時提醒他們，他們永遠不可能完全理解當地承受的歷史痛苦，而只能從外面窺視它。費羅克忒忒的傷口從他的內部發出一聲瘋狂地想跑出來的尖叫，但是被擋回在"他的銹蝕的牙齒的柵欄後面"。傷口既引出話語又不能說話，既象征了後殖民歷史書寫的困境，也暗示了後殖民史詩敘事采用雙重化邏輯的必要性。

由雙重化的創傷，《奧梅羅斯》引入一場雙重化的戰爭。從第一卷第三章開始，史詩進入它的主導敘事，《伊利亞特》中的兩位英雄被轉化為兩個聖盧西亞漁民，說法語的赫克托爾和說英語的阿基琉斯為爭奪海倫而發生了爭執，雙方分別用英語和法語克裏奧爾語咒罵對方（這裏詩人也借機展示了聖盧西亞/加勒比多元雜交文化社會的雙語特征）。海倫本是阿基琉斯的妻子，後來被赫克托爾勾引走，與後者生活在一起。這個情節既映射了荷馬史詩中的特洛伊戰爭，又象征了近代以來英法兩國為爭奪聖路西亞而展開的戰爭。在歷史上，聖路西亞曾被稱為"西印度的海倫"。因為這個美麗的火山島正好座落在加勒比海中間三角地區，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1650-1814年間英法兩國為爭奪這個戰利品而開戰，該地在兩國間易手不下13次（JAMES，LOUISE， 1999，P42）。沃爾科特在史詩中運用雙重化手法，讓古希臘的殖民戰爭和近代的殖民戰爭平行出現，產生一種互相影射互相暗示的作用，同時也在荷馬史詩與安德列斯史詩之間建立起某種互文性，從而促使人們思考其中的同構關系。

隨著史詩的進展，我們看到，沃爾科特通過這場現代的特洛伊戰爭，還想表達另一層意思。阿基琉斯與赫克托爾的沖突，也是聖盧西亞傳統生活方式和現代生活方式的沖突。海倫本來是一個漁村姑娘，自從跟赫克托爾生活以後，受到西方旅遊文化的影響，想方設法在旅遊度假區當了一名女招待，穿著一件從一位愛爾蘭旅遊者那裏偷來的黃裙子，蝴蝶般翻飛於躺在海灘上曬太陽的西方旅遊者之間。她後來懷孕了，卻不知道孩子是誰的。赫克托爾擁抱新的生活方式，崇尚西方化的速度。他把他的獨木舟賣了，轉而去開出租車。聖盧西亞傳統的生活方式在西方新殖民主義的"文化殺手"--旅遊者--的沖擊下，正面臨解體。從這個意義上，阿基琉斯和赫克托爾兩人之間作為漁民和戰士的沖突，也是過去和現在、傳統和現代、非洲和歐洲的沖突。（CLC。160，P297）赫克托爾最後在開車去機場到海濱旅館的途中因車禍而死，暗示了歐洲生活方式給聖盧西亞/加勒比帶來的災難。只有主角阿基琉斯依然按照古老的自然的節奏--風、海灘、浪花和星星--生活著，在一艘名為"我們相信上帝"的獨木舟上漂流著。史詩結尾，與荷馬在《伊利亞特》開篇歌唱"阿基琉斯的憤怒"形成對應，聖盧西亞的荷馬/沃爾科特則歌唱"安靜的阿基琉斯，阿弗拉巴之子"，

他從來沒有坐電梯

他沒有護照，因為地平線不需要護照

他從不乞求，也不借錢，也不侍候任何人，

他的目標，當死神來到時，能死在海上

......

3．雙重化的追憶與幻想之旅

作為一部後殖民史詩，《奧梅羅斯》的包容性和豐富性在於，它不僅僅是簡單地給出一個主導敘事，形成現代文本與經典文本的平行對照，還具有非常豐富的細節和原型意象，這些細節和原型也遵循了雙重化的敘事原則，它們既保留了作家童年生活印象的原始場景，又挪用了熟知的西方經典文本片斷，從而形成一種互相關聯、派生、映射、暗示的互文性語境。史詩中廣為人所稱道的一個細節是聖盧西亞背煤婦女的場景。

自殖民時代以來，聖盧西亞由於具有良好的深水港而成為煤的集散中心，而當地婦女就成了背煤的主力軍。還是從童年時代起，沃爾科特從祖母的屋子裏向外觀望，就被這些背煤女子的力與美所打動，這個場景後來被他寫進了自傳性長詩《另一生》。在《奧梅羅斯》中，童年的印象轉化為具有原型意義的象征形象。背煤的婦女幻化為《聖經》中在埃及做苦工的以色列人，煤山幻化為金字塔，她們在搭建於煤山的跳板上爬上爬下的動作幻化為雅各的梯子，隨後又變成但丁筆下地獄中的景象。

地獄就建立在這些山上。在這沒有火的

煤的國度，這個地獄的顏色

如同她們的膚色和影子，每個勞作的靈魂

背著百斤重的筐子，挺起脖子，

爬著，每背一次一個便士，

然後，詩人聽到自己的祖父的聲音，認識到了自己的使命：

你的作品屬於她們

因為這些多重的腳步聲

塑造了你最初的韻律。瞧，她們爬著，沒有人知道她們；

她們拿幾個小錢，而你的責任

從你小時候從祖母的屋子裏觀望她們

被她們的力與美所打動的那時刻起

就是抓住你所擁有的機會，給她們的腳步以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