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第6章僅僅處理那些意見的靜態分布，比如通常所觀察到的一次性的意見調查。從第7章到第10章，5關註點則轉向態度變化，對第6章所用的論證發展出一個動態構想。在這些章節中，可能的困難源自，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恰當數據，它們要在許多不同的議題域中進行檢驗，從一個議題到另一個議題（從種族到總統聲望到對國民經濟表現的判斷到對朝鮮戰爭的支持）。因此，本書的這一部分看上去似乎有些脫節。可是，我希望，當他們檢驗越發覆雜的關於公眾如何對強度或者“音量”（loudness）不同的競爭性傳播的觀點進行反應的時候，這些內容有一個互補性的統一理論。第9、10章是關於模型的充分檢驗：第9章分析了1964到1970年間對越南戰爭的大眾態度的演變；第10章則檢驗了在競爭性選舉中（總統、參議院、眾議院選舉以及總統初選）候選人偏好的形成。盡管這兩個案例似乎很不同，但是在每個案例中的態度形成和變化的動力機制似乎完全一樣。

在從第2章到第10章對核心論點進行了呈現之後，我將用最後兩章來做結論。第11章評估本書模型的優勢和弱點，建議一些修正和延展，以及說明未來理論可能的形式。第12章是一個結尾，某種程度上獨立於本書其他部分，它闡明了美國政治信息系統的組成元素是如何與本書前幾章描繪的態度形成模型聯系在一起的。

最後，我還要對數據的來源說幾句。本書中所有的實證分析都基於那些數據，即可以通過密歇根大學的社會和政治研究大學間聯合體（The 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以下簡稱ICPSR）獲得的數據。在闡明我的研究結果的時候，我會盡力說明我是如何使用這些數據的，以便有興趣的學者可以對這些數據進行核查。

用得最多的數據庫來自由CPS和過去幾年裏NES督導委員會主持的選舉研究。我尤其倚重使用的是1986年的NES選舉調查和1987年的NES探索性研究，後者回訪了大約450個1986年的受訪者。僥幸的是，1986年和1987年的研究收集了我所能找到的關於態度變化的最有趣的案例中的兩個；有意而為的是，它們也對政治態度的微觀基礎做了廣泛的調查，其中包括對裏根總統工作表現的評價，該評價經歷了極大的變化。沒有1987年的探索性研究，將會在很大程度上削弱本書的實證基礎。我總計使用了23個CPS/NES數據庫和ICPSR收錄的24個（關於巴西的態度研究）數據庫。

第2章·信息、既有傾向和輿論

每個意見都是信息和既有傾向相結合的產物：6信息使給定議題在頭腦中形成圖像，既有傾向促使得出對該議題的某些結論。本書的中心目的是，試圖在諸多議題上展示精英話語攜載的信息的差異，包括對這些信息的在註意上的個人差異，以及在共同決定公共輿論的結構輪廓的政治價值觀和其他既有傾向上的個人差異。因此，本書最關鍵的就是探討信息、既有傾向和輿論（opinion）“opinion”的翻譯，在個人層次上譯為“意見”或者“觀點”，在公眾群體層次上譯為“輿論”。--譯者註之間的關系。

本章將介紹和定義一些關鍵術語，檢討一些有關研究的批判性問題，以及以探索性的方式展示它們是如何相互聯系的，並借此表明從本書第3章開始的更為技術性的核心內容背後的直覺性東西。

信息和精英話語

一定程度上，雖然極少人會喜歡，但不可避免的是，作為龐大社會裏的公民，我們要依靠那些我們看不見的，而且通常也不了解的他人，來取得關於我們所生活其中的更廣大世界的多數信息。正如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其經典著作《公眾輿論》（Public Opinion,1922/1946：p**59）裏所寫的：

我們每個人都在地球上的有限範圍裏生活和工作，在一個小圈子裏活動，並且在這個小圈子中，也僅僅擁有幾個親密的關系。對於任何一個影響廣泛的公共事件，我們所看到的最多也只是一些時段和方面的情況……不可避免地，我們的輿論涵蓋了比我們可以直接觀察的要更大的空間、更長的時段和更多的事情。因此，來自他人的報道和我們可以想象的信息需要被拼湊在一起。

這裏的“他人”就是我們為獲取世界信息所直接或間接依賴的人。通常那些全職獻身於政治或者公共事務的某些方面的人，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政治精英，他們包括政治家、高層政府官員、新聞記者、某些積極活動分子，以及諸種類型的行家和政策專家。即使我們可以從朋友或者家人那裏獲得關於公共事務的某些方面，我們也常常是觀點的二手消費者，因為這些觀點來自更為遙遠的某類精英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