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故事的消失也是意義、歷史和時間的消失

因為人類的時間只能通過故事和歷史來體驗，所以，當故事遭到毀滅時，對於時間本身的體驗也開始消失：時間像停止不動或者原地循環，好像崩潰成可以互相替換的碎片。――哈維爾

故事的消失同時也是歷史和時間的消失。故事和歷史的同源性在於真正的歷史和真正的故事一樣，充滿了可能性、覆雜性、神秘性和內在沖突，在於歷史和故事的使命是一樣的：紀錄行動並使之永恒。當這種可能性被“歷史理性”扼殺的時候，歷史也就消失了：“歷史被偽歷史所取代，被依次發生的周年紀念、代表大會、慶祝活動、群眾性體育活動所取代，被某種人為的活動所取代——並不是一些不同的角色互相遭遇、有著一個開放性結局的戲劇，而是一個真理和權力的核心代理人其單向度的、明白的、可預見的自我諭示（和自我慶祝）。”[9]故事是和歷史同時消失或同時死去的：“因為人類時間只能通過故事和歷史來體驗，所以，當故事遭到毀滅時，有關歷史性的感情也同樣消失：時間像停止不動或者原地循環，好像崩潰成可以互換的碎片。不知從何而來又往何處去的時間的進展失去了其故事的特征，因此也就失去了更深的意義，當歷史的地平線消失時，生活變得毫無意義。”[10]在哈維爾看來，歷史和故事都是我們分享的公共世界，都是賦予行動和公共生活以意義和秩序的力量，故事的消失意味著時間變成了無意義的碎片，意味著公共生活失去了自己的結構，意味著公共性的消失：“公眾生活似乎失去了它的結構，它的沖擊力，它的方向，它的張力，它的節奏和神秘，我不能記得當時發生了什麼，或者這一年同那一年有什麼區別，而且我覺得這已無關緊要，因為當難以預料的事情消失時，意義的感覺也隨之消失。”[11]哈維爾把這種現象天才地稱為“時間的國有化”，時間的國有化也和社會文化領域的其他的國有化一樣，它們的命運是一樣的：它枯萎了。

意義的枯萎、時間和歷史的虛無化，源於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這個意識形態的核心是關於歷史發展的所謂“必然規律”的假設，它從某個單一的、絕對的方面去解釋歷史，並最終將所有歷史縮減成這某一個方面。這樣，它消滅了歷史的令人激動的多樣性，用“歷史法則”來扼殺行動的多重可能性和神秘性。哈維爾深刻指出：一個故事的神秘源於人類歷史的神秘，失去故事就意味著歷史開始失去它的人類內容。“人類生命的獨一無二變成僅僅是歷史法則的裝飾，真實事件中的張力和激動被排除而視為偶然，因此對學者來說，它們就沒有被值得註意的價值。歷史變得令人厭倦。”[12]這樣，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反故事本質集中表現在用所謂的“歷史的必然性”扼殺了歷史的開放性：“當‘歷史法則’被投射至未來時，將要怎樣和必須怎樣突然變得一目了然。這種必然性的眩目的照射焚毀了未來的本質：它的開放性。規劃建立世間天堂是歷史的最後結局，為了擺脫社會矛盾、人類的不良品質甚至貧窮，於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破壞。社會僵化成永久和諧的謊言，人被弄成紀念碑，象征著幸福的永久持有者——這些是無聲地完成的對歷史精神的殺害。”[13]從這裏表現出哈維爾對於歷史必然性的深刻懷疑。把人類歷史的發展定於“一”，把豐富多樣的歷史納入自己編造的單一框架，就是消滅歷史的多種可能性和人類的開新能力，就是扼殺自由，也扼殺了故事。極權主義意識形態主張：“通過意識形態，歷史最終理解了自身，理解了它將要去的地方和怎樣進行，這些都是在意識形態的引導之下。意識形態展示了必將發生的歷史必然性，從而也證實了意識形態自身的歷史必然性，它的使命便在於實現這種必然性。換句話說，歷史終於發現了它的最終意義。然而，問題是，發現了自己意義的歷史是否還有什麼別的意義？甚至是否還是歷史？”[14]這樣，意識形態通過把自己的權威強加於歷史而變成了歷史的最大敵人。當然，如果意識形態還沒有與絕對的權力結合，那麼，意識形態毀滅歷史僅僅是“意識形態式的”，但是，在極權主義國家，“建立在這種意識形態之上的權力卻以現實的方式壓抑歷史。”意識形態對於歷史的扼殺是必須的，“別無選擇的”，因為“如果歷史以其不可預見的方式呈現，來顯示這種意識形態是錯誤，這將令權力喪失其合法性。”[15]

哈維爾對歷史的這種理解和阿倫特甚為契合。歷史在阿倫特看來，歷史就是人的行動的紀錄，而任何行動都是一種創新行為，是不可重覆的、獨特的事件，它不能還原為某種“科學的”“歷史法則”的一個變數，也不能是證明某種“歷史哲學”的例證，不能把所謂的“普遍意義”強加於它，因為“任何已經做出的或已經發生的行為或事件，都在它們的個別形式中包含與彰顯其對於‘普遍’意義的分享，並不需要一種不斷進行的、吞沒一切的過程，才能變得有意義。”[16]阿倫特認為，歷史之父希羅多德要紀錄人物和行動，是因為“說”和“寫”（敘述）把短暫的東西永恒化，為它“制作一段記憶”，但是他從來不懷疑每一個事件自身都帶有自己的意義，需要的只是用語詞來表達，即“通過語詞展示”“公開地展示偉大的行動”。他從來不認為是一般把意義賦予特殊。歷史的最初意義就是對於這種獨一無二的故事的敘述，它和詩歌和小說本質上並無不同。實際上，阿倫特經常把它們同等看待。歷史和故事一樣都是對於行動（政治實踐）的紀錄，沒有這樣的紀錄，行動（政治實踐）由於其內在的易逝性而無法留存下來，無法成為可以被記憶的永存之物。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從來是與極權主義的政治統治狼狽為奸的，“通過否定歷史，權力不僅為其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辯護，並且為其作為極權主義政權身份辯護。這個身份也有一個堅強的意識形態的庇護所：如果最初不是從一種意識形態中吸取力量——這種意識形態如此自滿以致輕視除它以外的任何其他觀點，如此自大地宣布自己的歷史使命，以及這種使命所帶有的所有特權——這種只存在一種真理和權力的核心代理人將很難存在，更遑論發展和壯大。”[17]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極權主義的統治是難分難解的，這種意識形態的解體必然意味著極權主義統治的解體。“它（極權主義意識形態）一旦宣稱核心權力置於法律和道德之上，權力的行使便脫離公眾的控制，政治上的多元化和公民權利制度上的保證將變成嘲弄，或者幹脆取消，那就沒有理由尊重其他任何限制。中心權力的擴張並沒有在公眾（生活）和私人（生活）的邊境停留下來，而是任意推進這條界線直至毫無廉恥地幹涉曾經屬於個人的領域。例如，一個鴿子愛好者俱樂部是享有自治的一種形式，現在發現他們處於核心權力的監視之下。這個權力通過在我的住房裏安裝竊聽器，將我的呼吸（這純粹是我個人的私事）從我說的話中識別開來，這個國家對我所說的話不能漠然置之。” [18]

總之，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這種“精神上的狂妄自大”的結果，就是消滅了故事，消滅了歷史，最終也消滅了生活本身。“對多元化，對故事，對公眾領域的侵害，不僅是侵害生活的某一個方面，而是全部生活。”生活是整體的，對生活的一方面的侵害必然也是對生活整體的侵害。哈維爾反覆強調的正是極權主義的反生活的本質：“直接的和非直接的操縱之網像一件緊身衣，它捆綁生活因而必然限制生活自身呈現和結構的方式。所以生活從此萎縮、衰弱、耗盡，它變得廉價和平板，它變成偽生活。”

哈維爾曾明確認為，“極權主義之前的世界，是一個文學的世界。”這個觀點值得充分註意：極權主義一定是反文學的，因為它反生活，生活的原則就是文學的原則，比如自由、個性、多元化，因此，真正的文學天然地就是反極權主義的。故事的精神實質與文學的精神實質是相同的，因此，不消滅極權主義和後極權主義，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學。

三、小說·幽默·笑

小說作為建立於人類事件相對性和曖昧性之上的世界的表現模式，跟極權世界是格格不入的。――昆德拉

哈維爾在《故事與極權主義》中曾經說：對於極權主義的“理性主義”――其實質是一元的、獨斷的真理觀――扼殺了故事：“當前的極權主義的支柱是存在著一個所有真理和權力的中心，一種制度化了的‘歷史理性’，它十分自然地成為所有社會的唯一代理人，公眾生活不再是不同的、或多或少是自發的代理人擺開陣勢的競技場，而僅僅變成這個唯一代理人宣告並執行其意志和真理的地方，一個由這種原則統治的地方，不再有神秘的空間，完全的真理掌握意味著每一件事情都事先知道。在每一件事情都事先知道的地方，故事將無從生長。”[19]壟斷真理、規定人們的思想和信念，規定歷史發展的方向，等於取消了人的本質、取消了自由，取消了生活，這樣，哈維爾的結論是：“極權主義制度本質上（和其原則上）是敵視故事的。”任何關於“絕對真理”的聲稱都是極權主義的，任何以所謂“絕對真理”、“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為口號的意識形態也都是極權主義的，因為它否認真理的多元性，扼殺生命的多樣性和覆數性，不容許人類思想的曖昧性和相對性。它必然是反小說、反文學的，因為它是反人性的。

這也是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想要告訴我們的。只不過他用“曖昧性”和“相對性”來表達哈維爾用“神秘性”表達的意思。昆德拉寫道：“小說作為建立於人類事件相對性和曖昧性之上的世界的表現模式，跟極權世界是格格不入的，這種格格不入的不相容性要比一個體制成員跟一個持不同政見者、一個人權的捍衛者跟一個施刑者之間的不相容性更深刻，因為它不僅是政治的，或道德的，而且還是本體的。也就是說，一個建立在唯一真理上的世界，與小說曖昧、相對的世界，各自是由完全不同的物質構成的。極權的唯一真理排斥相對性、懷疑和探尋，所以它永遠無法跟我所說的小說的精神相調和。”[20]哈維爾把“曖昧性”“相對性”和“唯一真理”對立起來，說明“曖昧性”和“相對性”的本質就是多元性和開放性。小說的世界之所以是曖昧的、相對的，是因為人、世界以及真理本身是開放的多元的和不可窮盡的，人對於世界和人性的認知也是如此。法西斯主義和斯大林統治時期的偽“社會主義”都把人、社會、世界、歷史規劃得以一清二楚、整齊劃一、只此一種，事實證明，這個自詡的“天堂”其實是地域，也是文學的墳墓。如果極權主義取得勝利，那麼，小說（文學）必死無疑。這就是為什麼昆德拉說：“小說的死亡並不是一個異想天開的想法。”回想一下“文革”時期的中國文學情形，我們都知道，這不是危言聳聽。

昆德拉特別喜歡的猶太諺語是：“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意思是人類認知真理的能力是有限的，人類的思考在“上帝”看來都是可笑的。這不是說人類應該放棄思考，而是說，人類應該放棄那種自以為真理在我的狂妄態度，應該認識到自己的局限性和真理的多元性。這樣的人也就獲得了幽默感，即笑的能力。在狂熱信奉“終極真理”的極權主義時代，保持一種幽默感就是保持了一種清醒，少了一點盲目狂熱。可惜在中國的當代作家中，有這種能力的人實在太少，王小波是其中最突出的一個。

這樣，幽默和笑在昆德拉那裏就有了特殊的反極權的含義，它表示人在洞悉自己理性的局限、洞悉自己不可能掌握“絕對真理”之後才能夠獲得的一種謙卑態度，它也是人與人之間寬容、溝通的基礎，那些沒有這種意義上的幽默感的人是和小說（文學）無緣的。所以昆德拉說：“在小說家與不會笑、沒有幽默感的人之間是不可能有和平的。那些人從未聽到過上帝的笑聲，堅信真理是清晰的，認為所有人都必須想同樣的事情，而且他們本人完全就是他們所想的那樣。但是，正是在失去對真理的確信以及與別人的一致的情況下，人才成為個體。小說是個體的想象天堂。在這一領地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掌握真理。”[21] “從上帝的笑聲中獲得靈感的藝術從實質上看不從屬於意識形態的確定性，而是與這種確定性相矛盾。”[22]保持了笑的能力，保持了幽默感，意味著保持了對極權主義的最後一份抵抗能力：不認同“絕對真理”和“歷史法則”的神話，少一份狂妄，多一份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