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阿倫特、哈維爾、昆德拉和克裏瑪的閱讀筆記

極權主義之前的世界，是一個文學的世界。 ――哈維爾

關於小說，關於文學，關於小說和文學的本質，已經有太多太多的研究和探索。這樣的探索還會繼續下去，除非有一天文學真的死了――這無異於說人真的死了。只要人活著，他對於自己生命存在的秘密的探索就不會停止，文學也就不會停止。

這是我對於文學一直持有的信念。這個文學的“理論”是人類學本體論的，不是形式主義的，不是敘述學的，即使是文學的各種形式技巧、敘事模式，在我看來也只能放在人類學本體論的視野才能變得人性化起來，否則就只是一些沒有生命的程序而已。

一、哈維爾：沒有故事的“發展的極權主義”

講故事展示出事件的意義，但卻不會犯固定它的錯誤。－－阿倫特

在《故事與極權主義》中，哈維爾提出了一個似乎很費解的觀點：後極權社會沒有“故事”。“故事”的字面含義是戲劇性事件或有新聞價值的事件――諸如抗議、騷亂乃至暴動等等。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故事是一個社會“平靜和諧”的標志，斯大林死後一段時間的捷克就是這樣。人們通常的印象是：布拉格沒有“故事”，而黎巴嫩則充滿了故事（暴力、戰爭等等）。

但是哈維爾認為，在捷克，沒有故事並不是什麼“社會和諧”的標志，相反，有新聞價值的故事的令人奇怪的缺席，實際上是“一個危險的和極端的過程的外在結果：所有故事的消滅”，是“發達的、穩固的極權主義制度的內在表達，直接從其本質中生長出來”。

這裏所謂“發達的”、“穩固的極權主義”，實際上就是哈維爾在其他文章中經常提到的“後極權主義”。沒有故事的現象是一個典型的後極權現象，它出現在1968年到1987年（也就是哈維爾寫作此文的那一年）這20年。在1968年之前，在50年代，捷克處在極權主義時期。這個時期雖然有公開的政治迫害，也有英雄受難，但是至少“沒有人會說什麼也沒有發生，或者這個時代沒有自己的故事。”

故事的消失是因為後期的極權主義采取了另外一種扼殺生命和生活的方式：它使得生活和人的生命通過慢性的、不流血的、靜悄悄的方式死去。這個時期，“狂熱者的歌聲和受拷打者的呼叫不再被聽到，無法無天已經裝出溫文爾雅的樣子，並且從拷打搬到了沒有個性的官僚們裝潢一新的辦公室。”[1]正是這種殺人方式的變化標志著後極權主義和極權主義的差別：“發達的極權主義（即後極權主義，引註）賴以建立的操縱手段是如此精致，如此覆雜和有力，以致它不再需要謀殺兇手和犧牲品。”[2]故事的死亡是與赤裸裸的屠殺不同的“另一種死亡”，它是“慢性的，遮遮掩掩的、不流血的，不再是純粹的，然而是沒有行動、沒有故事、沒有時間的死亡，集體的死亡，或者更確切地說，麻木不仁的、社會和歷史虛無化的過程。這種虛無化如此取消了滅亡，同樣如此取消了生命：個人的生命變成一個大機器中功能單調、整齊劃一的組成部分，他的死亡僅僅是意味著卸除了他的使命。”[3]

這個意義上的“故事”就獲得了本體論意義上的價值內涵：故事的存在是真正的生命存在的標志，是千差萬別的個體存在的標志，是一個社會、一個人擁有夢想的標志。在有活生生的生活的地方、在人們擁有個性和夢想的地方，就有故事，後極權社會（也包括極權社會）之所以沒有故事，是因為後極權主義是敵視生活、敵視個性的，也是沒有夢想的容身之地的。

哈維爾認為，故事像生活一樣豐富，故事和生活的同源性在於它們都是多元化的，充滿了可能性和不可預測性（也就是阿倫特反覆強調的開新的能力）。有故事存在的社會必然不斷有新事物出現，有非預定的事物發生。在這個意義上，“神秘是每個故事的尺度”。哈維爾說：

故事當然有自己的邏輯，但是它是一種不同的真理、態度、思想、傳統、愛好、人民、高層權力、社會運動等等之間的對話、沖突和相互作用的邏輯，有著許多自發的、分散的力量，它們預先不能相互限制，每一個故事都設想有多種真理、邏輯、采納決定的代理人及行為方式。我們從來不能真正知道在這種對抗中將會產生什麼，什麼因素將加入進來，結果將會怎樣；才來也不清楚在一個主人公身上，什麼樣的潛在素質將會被喚醒，通過他的對手的行動，他將被引導向怎樣的行為。僅僅因為這個原因，神秘是每一個故事的尺度。通過故事告訴我們的不是真理的一個特定代理人，故事顯示給我們的是人類社會這樣一個令人興奮的競技場，在那裏，許多這樣的代理人相互接觸。[4]

我以為沒有什麼比這段話更加深刻地表達了人的本質、故事的本質以及文學的本質――文學本質上就是故事。沒有故事是因為沒有“神秘”，而沒有神秘是因為（後）極權主義消滅了生活的多樣性、開放性、豐富性，消滅了人的行動的不可預測性和不可控制性，一句話，消滅了自由。

哈維爾的這個思想與同樣深受存在主義影響的阿倫特何其相似。阿倫特在《人的條件》《過去與未來之間》等著作中反覆強調的是同樣的主題：人的本質在於自由，在於其生生不息的開新能力，在於投身到不可預測、充滿了無限可能性的公共領域，並通過行動展示人的自由本質。故事的本質就是紀錄這種行動，使其克服自己的易逝性而被人記憶，變得永恒。只要這個世界、只要我們的生活中還存在著偶然和奇異的事件，那麼就會有故事。阿倫特在《黑暗時代的人們》一書中有一節是寫丹麥女作家伊薩克·迪內森的。阿倫特寫道：“她（迪內森）開始講故事時，所需要的一切僅僅是生活和世界，幾乎任何一種世界或環境都行，因為世界充滿了故事、事件、偶然和奇異的發生，這一切都等待著被人講述。”[5]熱愛生活和熱愛故事是一回事：對故事的忠誠就是對生活的忠誠，“它不去虛構而是接收生活的贈予，通過回憶、思索，然後在想像中重覆它們來表明你自己配得上接受它們，而這是保存生活的方式。”[6]

在價值的意義上說，消滅人的多元本質，消滅生活中的無窮可能性和不可預測性，一切按部就班，就等於消滅了意義。這就是極權主義的虛無化。哈維爾說：“當難以預料的事情消失時，意義的感覺也隨之消失。”[7]這只能導致徹底的虛無主義，“極權主義的虛無化完全是無形的，比起艾滋病病毒和切爾諾貝利核輻射它更看不見，然而更為當下的，更危險，換句話說，它比艾滋病或核輻射更內在，更緊迫地觸及我們每個人，因為我們每天都以個人經驗去了解它而不是從報紙和電視上了解。因此，那些比較起來不那麼具有恐怖意味，不那麼陰險、不那麼內在的威脅就被驅逐到背景中去並遭到忽視，是不足為奇的。”故事的消失和道德－意義世界的虛無化是對人的內在的毒害，這是比肉體的毒害更加可怕的毒害，但是卻由於其慢性的、悄悄的、不流血的特點而不被人覺察。作為一個深受存在主義影響的作家和思想家，哈維爾的政治思考的特點是對於人的內在道德狀況（而不是政治體制）的關註，這也使得他的政治思考與文學表現出極大的親緣性。

故事紀錄事件，紀錄人的行動，但是卻從來不強加一種對於事件的固定的理解，這是它和意識形態的根本區別。正如阿倫特說的，“講故事展示出事件的意義，但卻不會犯固定它的錯誤。”[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