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愛爾蘭後裔，摩爾當然了解英國和美國早期對愛爾蘭的極端種族主義政策，這種了解也許促進了她對愛爾蘭的強烈情感，而這也是大多數愛爾蘭-美國人的普遍立場。這一群體執著於愛爾蘭傳統文化的魅力，包括其神秘主義色彩，以抵制美國的實用主義與妥協折中的生活方式。但另一方面，他們對愛爾蘭傳統的堅守，又表現出不合時宜的冥頑不化。摩爾清楚地看到了愛爾蘭文化的這種矛盾特性，所以她才會說：“斯賓塞的愛爾蘭並未改變”。

摩爾在《斯賓塞的愛爾蘭》中對愛爾蘭文化特征進行了客觀呈現，之所以說是客觀的，是因為摩爾對於愛爾蘭血統的忠誠並沒有出現在這首詩歌中，她對愛爾蘭的政治 和宗教分裂以及它持續的半殖民身份的擔心也沒有出現在這首詩歌中，並且摩爾在詩歌中一直使用借來的、帶有神秘色彩的間接歷史素材呈現愛爾蘭文化的矛盾特 性。這首詩以斯賓塞帶有殖民者優越感的愛爾蘭經驗為起點，結尾則是一個模棱兩可的句子：我困惑，我不滿，我是愛爾蘭人。這個一人稱的“我”使讀者很容易將 其與摩爾本人等同，但前面的詩句：“愛爾蘭人說，你的困難就是他們的困難，你的快樂就是他們的快樂？我希望我能相信這點。”以及“我不滿，我是愛爾蘭人”2又提供了一種自我疏離的效果，將“我”與被指 認為“他們”的愛爾蘭相對立，使詩歌的發言者“我”成為一個在互文性中建構起來的客觀肖像，脫離了始終認同愛爾蘭文化的摩爾本人的經驗自我，同時，也保證 了摩爾對於詩歌的敘事權威。盡管在力求客觀的同時摩爾仍抑制不住地流露出一些鄉愁似的主觀情緒，但最終，這首詩堅持了思考的中立性，它是一個愛爾蘭-美國詩人對於愛爾蘭文化的嚴肅反思而非輕描淡寫的情感表達。

與 《斯賓塞的愛爾蘭》一詩相比，摩爾在《寄居在鯨魚中》一詩中對愛爾蘭的描述更帶傾向性，她將愛爾蘭的民族特性與女性氣質、與摩爾自己的詩歌事業等同，使這 首詩表現出神話性、政治性、私人性等多重內涵。摩爾將愛爾蘭艱難的政治文化處境比喻為寄居在鯨魚中：生活在黑暗的空間，生活在每一種匱乏之中，被驅使著做 一些不可能之事。但摩爾認為，愛爾蘭的前景是樂觀的，愛爾蘭的反抗必將水到渠成——正如1916年愛爾蘭復活節起義那樣。在這首詩歌中，摩爾雖然保持了其慣有的含蓄風格，但她對於愛爾蘭的態度可謂立場鮮明。

拉金與愛爾蘭的淵源更為直接。

一方面，在成長為一個詩人的過程中，拉金對許多愛爾蘭作家表現了強烈的興趣，包括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弗朗·歐布萊恩（Flann O’Brien）和喬治·摩爾（George Moore），當然，還有拉金早年認作詩歌之父的葉芝。這些作家深刻地影響了拉金的詩歌寫作，在書信中拉金曾不止一次贊揚這些愛爾蘭作家，認為他們保持了真正的古典品質，而這種品質在18世紀的英國作家那兒就已經消失了。在拉金日後的寫作中，一個隱秘的願望既是恢復英國詩歌的古典傳統。

另一方面，拉金在北愛爾蘭渡過了五年青春歲月。1950年10月，時年28歲的拉金離開他任職的萊斯特大學圖書館，前往北愛爾蘭的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圖書館擔任副館長，直到1955年3月才回到英國。這五年正是拉金詩歌創作的成熟時期——當他離開英國時，他還只是一個熱衷於模仿、沒有找到自己的聲音的年輕詩人，當他於1955年返回英國時，他已發表了他的成名作《去教堂》（Church Going，1954，Spectator），他的詩集《較少受騙的》（1955年）也即將出版，這本詩集將使拉金成為運動派最好的詩人之一以及戰後英國詩歌界的重要詩人。

在愛爾蘭的經歷無疑對拉金產生了重大影響。作為一個將自我定位為生活記錄員的詩人，愛爾蘭的生活成為他仔細觀察的對象。對於愛爾蘭以及他工作的城市貝爾法斯 特，拉金的態度是一個正常人的態度。最初，他對其有抵觸與排斥，從拉金初到愛爾蘭的通信中可以看到大量充滿倦怠與怨氣的評論：“在我看來愛爾蘭被酒精腐蝕 了……”3，“貝爾法斯特是一個毫無魅力的城市。”4然而，當他真正安居於此或者當他永遠離開之後，拉金又對其表現了真正的友善與懷念。1950年11月5日，拉金在寫給朋友詹姆斯·薩頓（James Sutton）的信中說起他在愛爾蘭的愉悅——坐在辦公桌後觀看瘋狂的愛爾蘭人在人行路上熙熙攘攘，“其實，瘋狂的愛爾蘭人並不真的那麽瘋：他們的確非常友好。”5回到英國之後拉金則不無眷念地回憶貝爾法斯特，承認那個城市讓他感到無比自在，他在那里擁有最好的寫作條件。

盡管如此，拉金對愛爾蘭的政治態度仍然是保守的，甚至帶有一種帝國主義的偏見，在他的通信中，他曾公然批評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出於種種原因拉金其實很尊敬她），指責她出賣了阿爾斯特省（Ulater，是愛爾蘭四個歷史省份之一，位於愛爾蘭島東北部。其中六郡目前組成了北愛爾蘭，是英國的一部份，其余三郡屬愛爾蘭共和國）。不過大多時候，拉金更傾向於以幽默、八卦似的方式處理政治問題（包括愛爾蘭的），回避嚴肅的討論和難以預料的政治牽連。例如，《向政府致敬》和《遊行隊伍經過》是兩首政治主題明確的詩歌，前一首描寫了二戰後英國從殖民地的撤軍事件，拉金刻意在標題中使用了褒義詞致敬（Homage）， 在詩歌中也反復強調這一撤軍事件的正確性，但是整首詩的諷刺性一目了然，因為英國的撤軍是迫於國內的經濟壓力以及殖民地的獨立戰爭，它意味著英國無可挽回 地走向了衰亡。拉金對此充滿遺憾，但他並不做正面的批評，只是以直描的方式呈現撤軍事件，在看似肯定的態度中含蓄地表達了自己對英帝國衰亡的哀嘆。後一首 詩描寫了拉金在愛爾蘭的某個下午突然遭遇的一支遊行隊伍，“三十秒鐘的結果”帶來令人震驚的印象，在一種淡淡的“帝國主義鄉愁”中，拉金更多地表達了超越 於政治意識形態之上的人類生活的荒誕性與盲目性。

拉金所處的時代，英國詩歌經歷了諸如奧登出走美國，迪倫·托馬斯C Dylan Thomas)不幸英年早逝等一系列損失事件，日益走向蕭條。此可謂內憂。而以葉芝為代表的愛爾蘭詩歌、以艾略特和龐德為代表的現代主義詩歌長驅直入，用其巨大的影響力淹沒了英國本土詩歌傳統。此可謂外患。“一種隨哈代等人來自十九世紀的英國傳統，部分地被第一次世界大戰——其時有許多英國詩人隕亡——所打斷，部分地是被我認為是凱爾特人的葉芝和我認為是美國人的艾略特的巨大影響所打斷。”6在拉金的個人詩歌史上，包含著他對這兩種傳統的背離：其一是對愛爾蘭葉芝的背離，轉向新的“詩歌之父”英國詩人哈代，其二是對以艾略特為代表的現代主義詩歌的背離。

拉金早期推崇葉芝的詩歌，他的第一本詩集《北方船》，即模仿了葉芝的修辭手法，曾被評價為“葉芝對愛情、性苦悶和死亡的執著而感傷的翻版” 7。然而這時的拉金並沒有找到自己的聲音，直到他讀到哈代，他說：“我讀到哈代時，便有一種解脫感，即我無須努力擡高自己去迎合一種存在於我自己生活之外的詩歌概念……”8哈代啟發他如何用簡單、誠實的詩句表達自己的本然之心，寫出真正屬於自己的詩歌。1966年，在他的詩集《北方船》（The North Ship，1945） 修訂版的前言中，拉金進行了自我反省，他說他年輕時花費了太多時間模仿葉芝，後來才逐漸認識到葉芝是用一種特別強烈的音樂寫作，這種音樂就像大蒜頭一樣具 有滲透性，這種方式實際上毀掉了一些天分較差的詩人，其中也可能包含他自己。在這個修訂版中，拉金增加了一首詩《等待早餐》，這首詩表明拉金“凱爾特式的 狂熱”已大大減輕，而哈代似的風格開始呈現。從葉芝轉向哈代，這一事件不僅影響了拉金日後對題材、風格、語言的取舍方式，更重要的是，它確定了拉金寫作的 文化立場——強烈的英國本土意識。

拉 金尤其反感的是艾略特等人的創作風格：“這個世紀的英國詩歌背離了它的正常軌道從而脫離了廣犬讀者。造成這樣的局面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脫離常規的現 代主義，它破壞了所有的藝術。其二就是英國文學界出現的學究風，其結果便是產生了一類需要解釋和演繹的詩歌。我恐怕，來自美國販賣文化運動的艾略特和龐德 難辭其咎。”9對於艾略特、龐德以及H.D.等去國離鄉的詩人而言，當他們離開美國之時，便為自己確立了一個更大的使命——詩歌將高於民族性。然而對於固守英國傳統的拉金而言，詩歌的根必須紮於民族性土壤之中。因此，我們不難理解拉金詩歌中流露出的文化感傷：“噢!英格蘭什麽時候長大!”10這種文化失落感又恰好與他天性中的憂郁吻合，如有人評論家指出的，“拉金的英國性常常因戰後帝國的隕落而受挫，正如同其詩中的諸主人公因陽痿、無能、焦慮或悲痛而受傷一樣沮喪。詩中明顯帶有一種惆悵的失意感和對英國性隕落的傷心……”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