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金及其所歸屬的運動派詩人賦予自己的使命便是重續英國詩歌傳統，即以托馬斯·哈代、威廉·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約翰·貝傑曼（John Betjeman） 等為代表的詩歌傳統。與艾略特等人依靠典故、追求晦澀的詩風相對，拉近選擇了日常性、口語化和小題材，結合傳統的格律，書寫普通生活，將個人情感與詩歌技 術、清晰度和理解度結合在一起，展示戰後英國的“小美圖景”，通過書寫英國本土經驗重新恢復英國詩歌的血脈。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拉金詩歌中的英國意識在 讀者中始終是引起爭議的一個問題。很多批評家指出，英國民族意識乃至“帝國主義似的鄉愁”制約了拉金的詩歌，使他的詩歌局限於狹隘的英國性和英國詩歌傳 統，缺乏宏大的視野。

結 合這樣的背景，我們來閱讀他的《別處的意義》，也許可以從中讀到很多沈默的敘述。的確，在這首詩中拉金對待愛爾蘭的態度幾乎難以分辨，他對兩個國家之間的 政治糾紛亦無意深入，愛爾蘭只是作為異鄉與英格蘭並置，拉金以他慣有的冷靜、溫文爾雅的敘事方式和旁觀者立場，擇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細節，描述了自己在愛 爾蘭的真實感受，詩歌的重心在於抽象意義上的“陌生”和“別處”。然而，從拉金選取的愛爾蘭細節，我們又的確可以感受到拉金身處愛爾蘭所具有的一種文化優 越感：他不僅將愛爾蘭作為一個雖然身處其中、卻必須保持自身差異性的異鄉，而且將其作為一個響徹鯡魚販子叫賣聲、彌漫著古舊馬廄氣息的國度與一個習俗與法 規井然有序的英國進行並置，在看似無意識的細節選擇中他顯然強化了愛爾蘭與英國之間的等級關系，明確對愛爾蘭進行了他者化的處理。按照一些文化學者的理 解，這種對於其他民族他者化的敘述立場將有助於本民族文化的正面塑造，“自我塑造不是順向獲得，相反是經由那些被視為異端、陌生或可恨的東西才逆向獲得 的，而異己形象是透過權威意識而加以辨識並作為其對立面而出現的”12。

因 而，從葉芝轉向哈代，拒斥艾略特與龐德，對於拉金來說的確是一種解脫，既是個人詩歌寫作傾向的解脫，也是所屬詩歌傳統上真正的回歸：擺脫“別處”的誘惑， 回歸英語本土詩歌傳統，找到詩歌安身立命的文化場所，從此，拉金可以輕松地立足對於本土文化的熱愛、對個人經驗的忠實以及對待生活與現實的理智態度，創作 延續英國傳統的詩歌。


二、在或者不在——詩歌與生活的二律背反

從 象征意義上看，別處，並非某個具體的地點，而只是“不在此處”或“不在家中”，它展現的是一種具有無限可能性的遠景和逃避當下約束的自由。對於崇尚安居樂 業的傳統社會而言，別處雖然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性，但它本身並不值得向往。只是隨著現代工業文明的發展，社會、文化、價值觀的劇烈變遷以及城市化進程在世界 的蔓延，傳統社會那個物質與精神意義上的家趨於崩潰，“生活在別處”，“在路上”等漂泊無定的狀態成為了現代人的生存現實。這時，別處既是現代人無法選擇 的宿命，又作為一個將往而未必真的能抵達的地方以其不確定、敞開性、無限可能性取代“在此”或“在家”成為人們虛幻的寄托，它的烏托邦特征如此明顯，仿佛 正是尼采所謂“永恒回歸”的起點和終點。

那麽，詩人拉金與摩爾如何看待這個別處呢？

拉 金的詩歌，始終面向英國的生活本身，堅持用白描式的手法描述生活的平凡與瑣碎，但拉金本人，對於生活總是保持著一種旁觀的姿態。也即是說，當他的詩歌抵達 生活的同時，作為詩人的拉金事實上生活在別處，這種姿態，是一個獨身的圖書館館長對於生活無意識的疏離與職業化的居高臨下。

拉金與生活的疏離，是他天性的一部分。拉金出身於英格蘭中部沃威克郡考文垂市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從小衣食無憂。由於性格內向和先天性的口吃，拉金無法克服 人際交往的障礙，在長久的孤獨中他習慣了旁觀者的身份，用攝影似的眼光記下任何打動他的細節，然後呈現於詩歌，如拉金自己所說：“我寫詩是為我自己也為別 人保存我所見/所思/所感的事物。”13在拉金成長為一個成熟詩人之後，這種記錄行為 從一種自發提升為詩人自覺的社會責任，他在其詩論《我如何或為何寫詩》中將這一責任表述為：詩人應該用一種文字裝置將身邊發生的不同尋常的事物保存下來， 讓這個裝置在別人身上引發同樣的經驗，使他們感受到美、意義或者悲哀。盡管記錄的意識與技巧不斷提升，拉金作為旁觀者的身份卻始終未變。

與生活的這種疏離關系，在拉金的另一首詩歌《在場的理由》中表達得極為清晰。在這首詩中，拉金無疑受到了生活的召喚，“走到亮燈的玻璃旁”14窺看，在窺看的過程中，他處於一種兩難的處境，“為什麽要站在外面？但，又為什麽要去到里面？”15最後他為自己找到了解脫之途，“就我而言。召喚我的是那高懸的、喉嚨粗野的鐘（藝術，如果你想好這樣稱呼）它孤獨的聲音”16。這首詩作為一種自述，揭示了詩人拉金從仿徨 到安於生活旁觀者身份的過程。拉金無法融入生活，無法克服那種每個人淪陷在自己的私利之中“無動於衷的孤獨”，他最終接受了這種宿命般的命運，這是拉金個 人的隱秘，也是商業高度發展的現代文明的普遍特征。拉金從洞悉自己的隱私出發，洞悉了這個時代的秘密，他以藝術的召喚為支撐，以悲觀的態度冷眼旁觀城市生 活和人們的行動，揭示了現代文明中的真相，“生活首先是無聊，然後是恐懼”17，因而他對現代化的城市生活基本持否定態度。

拉 金從來都不是一個熱心的旅行者，雖然他偶爾會在英國國內旅行，但他幾乎從不出國，如同一個傳統的隱士，總是認為離開家是一種錯誤。在他生活的晚年，他的行 走路線簡化為固定的三點一線：他的房子，雜貨店和大學圖書館。而北愛爾蘭五年的意象生活，為拉金提供了一次難得的“別處”體驗，使他擺脫了一大堆私人瑣事 （包括與魯斯·褒曼（Ruth Bowman）解除婚約一事）以及在英格蘭的詩歌創作低潮時期，同時也使他不得不直面孤獨與自我的疏離感，最終強化了他的孤獨性格與旁觀者的立場。與他的現實處境相呼應，這段時間拉金反復寫到了離去和抵達的主題。比如《抵達，離去》（Arrivals, Departures），《抵達》（Arrival），《離去之詩》（Poetry of Departures），以及這首《別處的意義》等詩歌。對這種離去、抵達的反復書寫，既是一種真實的記錄——在貝爾法斯特的五年，拉金總是在長假期間往返於英格蘭和北愛爾蘭之間（他回英格蘭主要是為了看望他的母親和莫妮卡），同時也揭示了拉金對於生活的遊離心態，他的心並不曾“在家”，不曾安居於生活。正如這些詩歌所呈現的，他渴望抵達的目的地絕非某個真實的別處，不是英格蘭，也不是北愛爾蘭，那只是一種不在場的意願，或者是在歲月中顯現的模糊未來：“仿佛時光投下一道邊框環繞在事物最後的形狀，使它們因此凸顯”18

在 這首《別處的意義》一詩中，拉金含蓄地辨析了別處在他內心引發的矛盾情感。作為一個從骨子里認同英格蘭文化的詩人，拉金在愛爾蘭具備了“生活在別處”的充 足理由，因為愛爾蘭不是家，作為生存支撐的別處變得至關重要。它既可以保證“我”安於差異，使差異成為我的身份標識，被異鄉所接受，同時，又可以讓“我” 以局外人的身份對身邊的現實保持理直氣壯的疏離，不受其波及。但是在故鄉英格蘭，情形變得微妙，“我”幾乎不可能拒絕平庸的現實：“這些是我的習俗和規 則，拒絕它們會嚴重得多。”19習俗和規則是生活必須遵守的，或許也是詩歌必須遵守的，拒絕必然帶來嚴重後果。在此，拉金對於生活的妥協一目了然。然而，詩歌的最後一行，“這里沒有別處支撐我的存在。”20作為一種過於客觀的事實呈述，反而顯示出某種不確定性：我們很難分辨，對於在英格蘭這沒有別處支撐的生活，拉金究竟是感到遺憾還是欣慰？究竟是甘願接受這種宿命還是蓄積著潛在的反抗？答案在這首詩歌的標題：“別處的意義”（The Importance of Elsewhere）。 圓滑的拉金不會如此輕易被生活攫取，在貌似妥協中，他以沈默的抗拒讓自己從“沒有別處支撐我的存在”的現實中脫身出來，依然站在生活之外，堅守自己的旁觀 者姿態。是的，生活在英格蘭，因為英格蘭是家，對它的拒絕無法成立，但是作為詩人的拉金，永遠需要一個別處，需要一扇明亮的玻璃，讓他清楚地窺視，卻又保 證自己與生活無涉。對於生活的無處可逃而又必須逃離，或許是拉金寫詩的隱秘動因，因為詩歌能提供一個永久的別處，使他對於生活，可以既在場又不在場，既介 入又不介入。

與拉金相反，作為詩人的摩爾對於生活本身以及現代工業文明總是表現出興致盎然。

摩爾絕不是生活的旁觀者，終其一生，她對外在世界表現了強烈的（“強烈”是她最為看重的一個詞）興趣與包容性，積極參與她所能參與的每一件事，包括她個人的 生活事件（微小到對一枚胸針的仔細挑選、為修補她的發卡與畢肖普一起偷剪象毛等）、詩歌事件以及公共事件。雖然摩爾的詩歌對於現實中的人與事有諸多諷刺與 批判，但對於她的時代所發生的現代工業革命以及市場經濟、新技術、城市化運動、廣告業的興起，她總是表現出十足的肯定與好奇，她從報紙、廣告、日常生活的 每一個角落收集信息，作為她詩歌的素材。在她晦澀的詩作中，我們可以觀察到現代主義美學如何與現代化文明完美地結合在一起。摩爾本人愛好廣泛，在訪談中， 她說，她喜歡戲劇，網球，讀書，電影（包括紀錄片、新聞片），遊記，還喜歡鄉村集市，過山車，旋轉木馬，狗狗秀，博物館，林蔭大道，老榆樹，車輛，時間試 驗以及動物。即使在生命的晚年，她依然興致勃勃地出席自己喜愛的棒球比賽，熱心地給福特公司的新款汽車命名，以獨特的服飾陶醉於扮演一個標新立異的公眾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