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注：這篇文章發表之後原本不想貼在網上，準備收錄在我正在撰寫的專著中，奇怪的是，在網上已經可以搜到全文，這顯然是違背著作法的行為。可是我找誰投訴去？與其別人來貼，不如我自己貼，連帶後面附注的詩歌，這樣更完整一些。拉金的詩歌譯作除了文中主要探討的《別處的意義》一詩外，我全部采用了舒丹丹的譯本，《別處的意義》一詩我之所以自己翻譯一個版本，主要是我對詩中最後一句的理解與舒丹丹的譯本有差異，而這一句的差異決定了對整首詩的理解，這種理解是我本文立論的基礎。

同作為現代詩人，英國詩人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1922-1985）與美國女詩人瑪麗安•摩爾（Marianne Moore,1887-1972）的差異如此之大，以致很難在他們之間建立起某種關聯。不過他們各自的一首詩——拉金的《別處的意義》（The Importance of Elsewhere）與摩爾的《寄居在鯨魚中》（Sojourn in the Whale）——不約而同地提及了一個國度：愛爾蘭，並且在詩歌中設定了或顯或隱的“別處”，作為寫作者和詩歌發言者周旋的基點。這一特征，使這兩首詩以及這兩位詩人具備了對話、比較的可能性。


一、現實中的別處——愛爾蘭對於兩位詩人的不同意義

摩爾與拉金在詩歌中提及愛爾蘭並非偶然，他們都與愛爾蘭有很深的淵源。
摩爾為愛爾蘭後裔，盡管她與愛爾蘭只有一種非常遙遠的血緣關聯，但她對愛爾蘭懷有真正的認同感。她不止一次公開表明自己的愛爾蘭-美國身份，例如，1919年寫給龐德的信中，摩爾坦率地稱自己為愛爾蘭後代；1925年至1929年擔任《日晷》（Dial）雜志的編輯時，摩爾毫不掩飾她對來自愛爾蘭作家的稿件的偏愛。她的詩歌也經常會涉及愛爾蘭。1915年摩爾創作了三首分別致愛爾蘭作家喬治·摩爾、W.B.葉芝和喬治·蕭伯納的詩歌，在這些詩歌中，她隱秘地探尋了自身寫作的淵源。摩爾的多首詩歌（比如《寄居在鯨魚中》，《斯賓塞的愛爾蘭》，《沈默》，《學生》等）都有愛爾蘭背景，其中以《寄居在鯨魚中》（1917）和《斯賓塞的愛爾蘭》（1941）最為突出，它們創作的直接沖動產生於愛爾蘭的政治事件——1916年的“復活節起義”和二戰中愛爾蘭的中立立場。
摩爾涉及愛爾蘭的詩歌並不只是為了寄托一種尋根意識或者鄉愁，她通過詩歌思考愛爾蘭的文化、政治、民族性等問題，同時也表達了她個人作為一名愛爾蘭-美國詩人，面對愛爾蘭所具有的認同、抗拒、批判等種種矛盾心態。

在《斯賓塞的愛爾蘭》一詩中，摩爾對愛爾蘭的思考最為直接。這首詩歌以斯賓塞（Edmund Spenser，1552-1599）的政論文《愛爾蘭之現狀》（A View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Ireland，1596年）為基礎，同時參考了四個愛爾蘭作家的作品，他們分別是：瑪利亞·埃奇沃思(Maria Edgeworth,1767–1849年)， 多恩·伯恩（Donn Byrne，1889-1928），培德萊克·科拉姆（Padraic Colum，1881-1972）和丹尼斯·奧蘇利文（Denis O’Sullivan，1918–1987），摩爾引用了他們作品中的愛爾蘭素材來建構這首詩歌的魔幻現實主義風格。詩歌的標題構成了這首詩的第一行：“斯賓塞的愛爾蘭並未改變”1，這樣的開頭將讀者首先引向一個遙遠的政治背景。1580年，斯賓塞作為英國駐愛爾蘭總督格雷伯爵的秘書前往愛爾蘭，1596年，根據任職期間的調查與觀察，他向伊麗莎白女王提交了一份報告——《愛爾蘭之現狀》。這篇文章以兩個人物總督（Eudoxus）和總督秘書（Irenius） 之間的對話形式展開，總督提問，秘書作答，分別從法律、習俗和宗教三個方面闡述了愛爾蘭的野蠻、未開化狀況。在文中，斯賓塞以殖民者的優越心態將愛爾蘭視 為英國文化的一個他者，探討了英格蘭殖民政策的得失，以及英格蘭文化在愛爾蘭遭受的同化危機。這篇文章說明了愛爾蘭與英國之間矛盾沖突的結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