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故事主題類型的屬性和特點

故事主題類型作為敘事文學作品的一種集結方式，具有單篇作品和文體研究所無法涵蓋和包容的屬性和特點。

故事主題類型的核心構成要素是情節和人物及其相關意象。但它們與單一的相應範疇所指有所不同，它更需要註意的是同一要素不同階段形態變異的動態走勢。故事主題類型中的情節更多需要關註的是在同一主題類型中不同文本在情節形態方面的異同對比。因為只有清晰地厘定不同文本故事情節的形態差異，才能為故事主題類型的文化分析提供可能。與之相類，故事主題類型中的人物既要關註同一人物在該類型故事演變過程中的流變軌跡，也要註意該故事流變過程中各個人物形象的出沒消長線索，從而為文化分析尋找契機。顯而易見，它與單篇作品和文體研究所關註的情節人物最大區別就是離開了單一情節和人物，去關註多個作品中同一情節和人物的異同軌跡。正是這些情節和人物在不同作品中的變異軌跡，才能為整個該故事主題類型的動態文化分析提供依據和素材。

在故事主題類型中與情節人物同步相連的還有以該故事主題類型內容為意象，出現在詩文等非敘事文體中的典故等材料。以王昭君故事為例，像《明妃曲》等大量吟詠王昭君的詩文作品，與《漢宮秋》等敘事文學作品的昭君故事在題材上本屬同一類型，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它們被分割在戲曲研究和詩歌研究兩個不同的領域。戲曲和詩文研究者一般不會去關註對方的文本中與自己的研究對象在題材和文化內涵上會有什麽關聯。然而，如果我們打破文體和單篇作品的壁壘，從故事主題類型的角度來觀照與昭君故事相關的文獻材料，就會理所當然地把《明妃曲》和《漢宮秋》等文體不同，各自獨立的文本視為一個系列整體，梳理和把握其中的相關連接點，尤其是把《明妃曲》等詩文材料中的相關內容意象與《漢宮秋》等敘事文本的相關內容對照勘比，從中發現和挖掘詩文方面的相關意象與敘事故事文本之間的異同和關聯，為該故事主題類型的整體把握提供有效素材。

故事主題類型屬性的最大特點就是對於文體和單篇作品範圍界限的突破和超越。它的視野不再僅僅局限於小說、戲曲、詩歌、散文這些文體樊籠和單個作品的單元壁壘，而是把故事主題相關的各種文體、各樣作品中的相關要素重新整合成為一個新的研究個案。這樣，也就為小說戲曲等敘事文體文學的研究打開了一扇新窗戶，提供了一個新領域。

四．主題學對於中國敘事文化學的借鑒意義

故事主題類型研究不是空穴來風和白手起家，而是在借鑒西方主題學研究方法，並結合中國敘事文學文本現狀和文化傳統的基礎上綜合形成的。以故事主題類型作為敘事文學作品的研究對象，其意義不僅僅是研究範圍的擴大，更有其在轉換研究方法基礎之上創建中國敘事文化學這一新的學術增長點的作用。

作為比較文學的方法之一，主題學在世界民間文學研究方面取得了世所矚目的成就和重大影響。它在傳入中國之後，也引起了學者們相當的關註，並取得了諸多成果。但隨著研究的深入，這種外來的學術研究方法如何能像佛教促成禪宗，馬克思主義促成毛澤東思想那樣激發促成中國化的主題學研究，或者說主題學研究在中國如何從西體中用，轉而為中體西用，也就理應成為中國學者急切關註的問題。

主題學比較關註的是俗文學故事中的題材類型和情節模式。最初主題學的研究比較側重民間傳說和神話故事的演變。後來則逐漸擴大到友誼、時間、離別、自然、世外桃源和宿命觀念等神話題材以外的內容[2]。這種方法在被海內外中國學者接受後，逐漸被理解為這樣一種定義：“主題學研究是比較文學的一個部門，它集中在對個別主題、母題，尤其是神話（廣義）人物主題做追溯探原的工作，並對不同時代作家（包括無名氏作者）如何利用同一個主題或母題來抒發積愫以及反映時代，做深入的探討。[3]”按照這種方法角度來研究中國文學的論著雖然尚在起步階段，但已取得豐碩成果[4]。但平心而論，這些研究從總體上看，仍然還是處在以中國文學的素材來證明迎合西方主題學的框架體系的西體中用的階段。作為中國化的主題學研究，有必要在借鑒西方主題學研究框架體系的基礎上，從中國文學的實際出發，建構中國化的主題學研究，這就是筆者數年來思考並努力為之經營的中國敘事文化學。

按照我的理解，主題學研究應該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對所做對象的範圍進行調查摸底和合理分類，二是對各種類型的故事進行特定方法和角度的分析。這兩個方面西方主題學都為我們提供了堅實良好的基礎和實踐經驗，但也都有從西體過渡到中體的必要。

首先是研究對象的範圍問題。在這一方面，作為西方主題學研究的奠基之作，湯普森和阿爾奈的“AT分類法”不僅為世界民間故事的類型做了全面系統的總結歸納，而且還由此引導出大量的世界民間故事主題學個案研究成果。但對於中國文學的類似研究來說，無論是主題學方法本身，還是“AT分類法”，其局限和潛能都是顯而易見的。

“AT分類法”的範圍雖然是世界民間故事，但實際上主要範圍還是在歐洲和印度。作為東方文明重鎮的中國民間故事的內容在“AT分類法”中的反映非常有限。這一缺陷盡管在丁乃通的《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和艾伯華的《中國民間故事類型》二書中得到很大程度的彌補[5]，但仍然還有很大的範圍空間有待開發。尤其重要的是，他們的索引所用的分類體系還是西方人的“AT分類法”。這個體系作為西方民間故事的全面類型反映也許適宜，但很難說它能全面概括中國的民間故事乃至敘事文學作品。而且，作為美籍華人和德國人，他們所掌握的有關中國民間故事方面的材料是有限的。無論是書面材料，還是口頭流傳的民間故事，很多沒有在他們的類型索引中得到反映，此其一；其二，作為敘事文學作品，本來就有口頭和書面之分。有時二者的界限很難劃清，這一點在古代的民間故事中表現的尤為明顯。因為時過境遷的原因，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古代民間故事主要還是以書面的方式存留。像《搜神記》、《夷堅志》諸書中就保留大量的民間傳說故事。也就是說，不但很多中國古代敘事文學作品中的民間故事沒有引起西方學者在主題學意義上的充分關註，而且這些文獻中的非民間文學作品就更是沒有得到應有的關註。

這就給人們提出了兩個尖銳的學術課題：一是作為民間故事重要材料來源的書面文獻，是否需要盡量使其全備，以致達到“竭澤而漁”的程度？二是對於中國傳統的浩如煙海的敘事文學作品，是否應該給予主題學的關註？

這兩方面的問題促使我們把目光投向中國敘事文學的文本文獻。中國敘事文學主要包括古代小說、戲曲以及相關的史傳文學和敘事詩文作品。盡管從橫向的角度看，它們各自作為一種文體或單元作品的研究不乏深入，但從縱向的角度看，同一主題單元的故事，其在各種文體形態中的流傳演變情況的總體整合研究，似乎尚未形成規模。尤其重要的是，以文本文獻為主的中國敘事文學，在整體上還缺少從故事主題類型——主題學意義上進行的反映其主題學全貌的大型基礎工程。這就應該借助湯普森的“AT分類法”，整理編撰出《中國敘事文學故事主題類型索引》。也就是說，應該在體系上另起爐竈，變西學為體而為中學為體。另一方面，中國古代小說和戲曲的基礎工程建設近年來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在目錄學建設方面，出現了《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中國文言小說總目提要》、《中國古代小說百科全書》、《中國古代小說總目》、《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提要》、《古典戲曲存目匯考》、《中國劇目辭典》、《古本戲曲劇目提要》等重要成果。但是，這些傳統意義上的目錄學著作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它們的目錄詞單元，都是以一部具體作品為單位。以具體作品為單位與以主題類型為單元的根本區別，就在於前者關註的焦點是一件文本自身，而後者關註的焦點則是不同文本中同一主題現象的分布流變狀況。很顯然，後者的研究目前在國內學術界基本上還是一個空白。

二十多年前，以中學為體的以主題情節為單元的中國敘事文學主題類型索引的編制工作就有人做過嘗試。這就是台灣中國文化大學金榮華先生於1984年完成的《六朝志怪小說情節單元分類索引》。這部索引第一次以中國敘事文學的文本文獻（而不是民間俗文學）為情節主題類型編制的主要範圍對象，從而成為以中學為體的中國古代敘事文學故事主題類型索引編制工作嘗試性的開山之作。但作為篳路藍縷的草創工作，金氏的索引在範圍上僅限於六朝志怪小說，在分類上沿用中國傳統類書中以名詞為單元的角度，而不是“AT分類法”中以動作狀態為單元的角度。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它的作用和價值。鑒於此，全面反映中國古代敘事文學基本狀況，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中國敘事文學故事主題類型索引》的編制工作也就勢在必行了。

其次是研究主題類型的方法和角度。既然在範圍對象方面以中為體的中國敘事文化學的目標既不是母題情節類型，也不是完整的一部作品，而是具體的單元故事，那麽隨之而來的就是方法和角度上的變化。按照西學為體的主題學研究方法，母題、主題這些情節事件的模式是研究的重點要點。這種方法和角度對於民間故事和敘事文學故事的一般性和共性研究是有效的。它可以集中關註研究同一類型故事的演變差異及作者們在抒發情愫和反映時代方面的共同特征。但如果用這種方法來面對處理單元故事，就會有一定局限。作為以中為體的中國敘事文化學所關註的單元故事，在解讀分析的時候會涉及很多具體情節發生變化的文化意蘊的挖掘分析。這顯然不是能用一種較為籠統和一般性、模式性的分析所能奏效的。作為歷史悠久，文化深厚的中國，其敘事文學故事所蘊涵的文化意蘊非常深厚，絕非一般性的共性類型分析所能完全奏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