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貧窮致公共道德感缺失 

很可惜的是，即使是物質中產群體，在文化上仍然是“無產”，甚至是“流氓無產”。即使是最富裕的群體，也很難說在文化上已經逃避了“無產”的格局。問題在於，在“文化無產”的格局下，中國如何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如何從數量型經濟增長，轉型成為質量型經濟增長？物質中產如何通過深度文化消費，來逃避今天的奢侈消費？如何通過培養文化中產來培養一個健康的消費社會？所有這些都關乎於中國經濟的未來，甚至整個國家和社會的未來。 

文化貧窮，赤裸裸地表現在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中國所說的“不文明現象”，不僅發生在社會底層，更發生在富人群體。在高檔住宅小區不難觀察到，很多人在物質生活方面已經中產或超越中產，但文化生活仍然具有貧窮、甚至流氓的特點。他們不理性，不守法，貪圖於一些小利益和小便宜。小區內沒有一點公共秩序感，自己的房子內部可能富麗堂皇，出了門則是髒亂差。自己房子已經足夠寬敞，卻竭力侵佔公共空間。沒有公共秩序是公共道德感缺失的產物，而公共道德感是文化中產的產物。

缺失文化中產使得中國社會意識形態拉美化，社會在極左和極右兩個極端之間擺動，人們高度情緒化，缺少理性。這種情況體現在窮人和富人之間的關係上。窮人仇富人，富人也仇窮人。一個見不得人家好，老想著如何搞再分配，搶奪財富；一個對窮人沒有任何同情心，信仰“錢能辦事”，無法無天。富人群體遭到底層群體的仇視，並不難理解。 

缺失文化中產也體現在官員和民眾之間的關係上。官員的權力腐敗，也和文化的貧困有關。民眾希望官員是多麽的道德高尚，靠喝西北風就能為人民提供服務；而各級領導也不得不實行低工資政策，無論是因為民眾的壓力，還是自己也是這麽想的。官員需要道德高尚並沒有錯，但在低工資政策下依靠官員的道德高尚來治理國家並不可靠，甚至很不可靠。官員也是人，也需要利益導向，不過官員的確是公眾人物，他們的利益需要有節制。“低工資”就走向了人們所說的“潛規則”，即腐敗；而腐敗導致民眾的怨恨，加劇政府和民眾之間的緊張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