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文化中產與中國經濟的未來(2)

文化貧窮致公共道德感缺失 

  

很可惜的是,即使是物質中產群體,在文化上仍然是“無產”,甚至是“流氓無產”。即使是最富裕的群體,也很難說在文化上已經逃避了“無產”的格局。問題在於,在“文化無產”的格局下,中國如何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如何從數量型經濟增長,轉型成為質量型經濟增長?物質中產如何通過深度文化消費,來逃避今天的奢侈消費?如何通過培養文化中產來培養一個健康的消費社會?所有這些都關乎於中國經濟的未來,甚至整個國家和社會的未來。 

文化貧窮,赤裸裸地表現在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中國所說的“不文明現象”,不僅發生在社會底層,更發生在富人群體。在高檔住宅小區不難觀察到,很多人在物質生活方面已經中產或超越中產,但文化生活仍然具有貧窮、甚至流氓的特點。他們不理性,不守法,貪圖於一些小利益和小便宜。小區內沒有一點公共秩序感,自己的房子內部可能富麗堂皇,出了門則是髒亂差。自己房子已經足夠寬敞,卻竭力侵佔公共空間。沒有公共秩序是公共道德感缺失的產物,而公共道德感是文化中產的產物。

 

缺失文化中產使得中國社會意識形態拉美化,社會在極左和極右兩個極端之間擺動,人們高度情緒化,缺少理性。這種情況體現在窮人和富人之間的關係上。窮人仇富人,富人也仇窮人。一個見不得人家好,老想著如何搞再分配,搶奪財富;一個對窮人沒有任何同情心,信仰“錢能辦事”,無法無天。富人群體遭到底層群體的仇視,並不難理解。 

缺失文化中產也體現在官員和民眾之間的關係上。官員的權力腐敗,也和文化的貧困有關。民眾希望官員是多麽的道德高尚,靠喝西北風就能為人民提供服務;而各級領導也不得不實行低工資政策,無論是因為民眾的壓力,還是自己也是這麽想的。官員需要道德高尚並沒有錯,但在低工資政策下依靠官員的道德高尚來治理國家並不可靠,甚至很不可靠。官員也是人,也需要利益導向,不過官員的確是公眾人物,他們的利益需要有節制。“低工資”就走向了人們所說的“潛規則”,即腐敗;而腐敗導致民眾的怨恨,加劇政府和民眾之間的緊張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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