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文化中產與中國經濟的未來(1)

中國的經濟(乃至政治和社會)如何走向未來?從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來看,物質意義上的經濟指標,例如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和進入高收入經濟體,比較容易規定;同時,人們對物質目標的追求也具有自我的動力,因為這符合人性的自私要求。不過,在任何一個社會,人是主體,在追求經濟等目標時,必須考慮到人。 

人們常說,一個人能走多遠,取決於其思想能走多遠。也可以說,人的思想能走多遠,也決定了一個國家的經濟能走多遠。盡管這並不是說要求每一個人都有思想,但社會必須具有一個有思想的文化中產,引領社會的進步,否則物質意義上的進步不見得會導向整體社會的進步,說不定還會走向災難,例如非理性地追求單向面的發展,追求各種“烏托邦”等。

 

文化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聯,無論是積極面的還是消極面的,已經有很多學者加以論述。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的《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描述和分析了新教倫理文化對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貢獻,而企業家群體就是新教倫理的文化載體。相反,美國經濟學家范伯倫(Thorstein Veblen)的《有閑階級理論》,直陳當時奢侈文化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當代經濟學家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的《經濟增長的道德後果》,講述了經濟和道德之間的關係,貧困和低度發展制約人的道德水準,但反過來也一樣,人的道德水準也會制約經濟發展。 

人們也不難在發達社會觀察到一個現象,即富裕與人的關係。經濟發展到一定的階段,人的變化就變得重要起來,因為人的文化無法提高,經濟就很難再上臺階。經濟發展靠消費和技術創造。就消費來說,人的吃、穿、行是有限度的,而文化消費是無限度的。技術創造更是文化中產的產物。在後工業社會和信息技術時代,沒有文化想像力,技術創造變得極其困難。一句話,富裕社會依賴富裕的文化人格。今天,西方社會的主體是文化中產群體。一些研究發現,盡管西方社會經歷了全球化和各種經濟困難,但高端技術和高端資本並沒有流失。這是西方並沒有如人們所想像的快速衰落的原因。文化中產便是高端技術和高端資本的載體。

 

文化中產對中國的現實有什麽樣的參照意義呢?在過去40多年里,中國創造了經濟奇跡,從貧窮大國轉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即使人均國民所得也接近1萬美元。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經過大規模的扶貧,自改革開放以來,已促成近8億人告別絕對貧困的狀態。也就是說,物質生活意義上的中產(或物質中產)已經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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