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經濟（乃至政治和社會）如何走向未來？從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來看，物質意義上的經濟指標，例如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和進入高收入經濟體，比較容易規定；同時，人們對物質目標的追求也具有自我的動力，因為這符合人性的自私要求。不過，在任何一個社會，人是主體，在追求經濟等目標時，必須考慮到人。 

人們常說，一個人能走多遠，取決於其思想能走多遠。也可以說，人的思想能走多遠，也決定了一個國家的經濟能走多遠。盡管這並不是說要求每一個人都有思想，但社會必須具有一個有思想的文化中產，引領社會的進步，否則物質意義上的進步不見得會導向整體社會的進步，說不定還會走向災難，例如非理性地追求單向面的發展，追求各種“烏托邦”等。

文化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聯，無論是積極面的還是消極面的，已經有很多學者加以論述。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的《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描述和分析了新教倫理文化對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貢獻，而企業家群體就是新教倫理的文化載體。相反，美國經濟學家范伯倫（Thorstein Veblen）的《有閑階級理論》，直陳當時奢侈文化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當代經濟學家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的《經濟增長的道德後果》，講述了經濟和道德之間的關係，貧困和低度發展制約人的道德水準，但反過來也一樣，人的道德水準也會制約經濟發展。 

人們也不難在發達社會觀察到一個現象，即富裕與人的關係。經濟發展到一定的階段，人的變化就變得重要起來，因為人的文化無法提高，經濟就很難再上臺階。經濟發展靠消費和技術創造。就消費來說，人的吃、穿、行是有限度的，而文化消費是無限度的。技術創造更是文化中產的產物。在後工業社會和信息技術時代，沒有文化想像力，技術創造變得極其困難。一句話，富裕社會依賴富裕的文化人格。今天，西方社會的主體是文化中產群體。一些研究發現，盡管西方社會經歷了全球化和各種經濟困難，但高端技術和高端資本並沒有流失。這是西方並沒有如人們所想像的快速衰落的原因。文化中產便是高端技術和高端資本的載體。

文化中產對中國的現實有什麽樣的參照意義呢？在過去40多年里，中國創造了經濟奇跡，從貧窮大國轉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即使人均國民所得也接近1萬美元。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經過大規模的扶貧，自改革開放以來，已促成近8億人告別絕對貧困的狀態。也就是說，物質生活意義上的中產（或物質中產）已經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