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三種re-（重新：révélation啟示、rédemption救贖、 révolution革命）的具像，宣告了這一現代性的重冩的一個本質方面。我一開始注意到的正是救贖所表明的那第二個方向。”重冩”這一術語的曖昧一直糾纏着現代性與時間的關係。重冩可能就在於我已經提到過的那種姿態：把鐘撥到零點，做成一塊什麼都可以開始的白闆，那種一下子宣告的時代和新的歷史分期的開始的姿態。這一”重－”的用法意指回到起點，回到我們可以設想的免於所有的偏見的開始，因爲我們想像偏見只起於被我們不加思考地當真的各種判斷的儲存和傳統。我在”前－”和”重－”（可理解爲回到）之間玩遊戲，想要贏得的，是抹去在某些、至少是在某些舊判斷中所隱含的那一”前－”。這也要求我們理解”前歷史”這一名詞，馬克思用它來指位於他所期待和準備着的社會主義革命之前的全部人類歷史。

我們現在可以來澄清第二個完全不一樣的”re-”的常義。它本質上與冩作相連，它決不是指向開始的回歸，而是弗羅伊德所説的一種”穿刺式勞作”（per-laboration，durcharbeitung），一種與下面這種思考相關的勞作，這種思考的對像從其構成上講就是避開事件或事件的意義的，不光是通過過去的偏見來隱藏，而且也通過這些作爲投射、預定（pro-gramme）、前瞻（pro-spective）、甚至前定（pro-position）和心理分析師的意圖這些未來的層面來隱藏。

在一個很短但恕我説很好記的與心理分析的技術相關的一個文本里，弗羅伊德區分了重復、重記和這種穿刺式勞作（durcharbeitung）。重復是神經病和心理病的事實，由一種允許無意識的慾望得到實現，並將主體的全部生存當作一個戲劇 來安排的”裝置”來實現。命運，被命運註定的事，這是使病人的生活服從於同樣被”處置”的慾望法則下的那種形式。俄狄普斯的命運歷史爲弗羅伊德提供了模型。在命運里，歷史的開端和終結押韻了，在命運里，歷史被組織到一種我所説的”古典”時間里，在這種時間里，衆神、上帝如荷爾德林所説不再來幹預我們。由阿波羅的神諭所構成的慾望裝置，預先就設定了俄狄普斯將要在他的歷史過程中講的那些主要事件。國王的生活好像是被先刻好的，他的未來是刻冩在已經説出的過去、他所忽略和重復的事實里的。

這些事沒像我説的那麼簡單。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劇中，就像在弗羅伊德的悲劇中一樣，俄狄普斯或病人努力達到意識狀態，去發現他遭受並一生都在遭受的困苦的”理由”或”原因”。他想重記。他想重新集聚那無法把握、被肢解的時間性。嬰兒期是來標記這一失去的時間的名字。俄狄普斯王也着手追尋惡、一種作爲正打擊着這座城市的瘟疫的根源的罪的因。躺在睡椅上的病人似乎也沉浸在類似的追問中。人們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收集証據，積累信息，儼然如在偵探小説中一樣。這同樣也構成一種我所説的第二層陰謀，它將其自身的歷史佈排到那實現爲命運、一心想修複的那種歷史之下。

“重冩現代性”常被理解成這種意思，是所謂重記，仿佛是要重復和認同那些由現代裝置引起的罪、原罪和傷害－－並最終提示出一種神諭在現代性開始時在我們的歷史里替我們準備和完成的那種命運。
我們知道這樣構成的重冩在多大程度上是有其欺騙性的。這一欺騙在於，對命運的各種起源的索尋，本身也構成了命運的一部分。那一陰謀的起始這一問題，開始出現於那一陰謀的終結處，因爲只有它才構成了那一終結。偵探的揭露之下，那英雄也越來越有罪了。而且也正因爲如此，才決不會有“完美的罪行”，一種永遠不見天日的罪行。一個秘密如果沒有人知道它是一個秘密，就不是一個”真實的”秘密。一個罪行要完美，就必須被人知道它是完美的，但正因爲這樣被人知道，它也就不再完美。換句話説，一切都全仗那同一個記憶秩序，用約翰·凱奇的話説，沒有一種沉默是不嚷嚷着要人知道的，因而沒有一種沉默是不吵得慌的。在沉默和聲音之間，罪犯和警察之間，無意識和有意識之間，深底里是靠了同一種陰謀維系着一種親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