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智力生活（1）

【大學


鑒於美國是個如此年輕的國家，根本沒有一個世襲的等級和封爵制度，也不存在王室加封榮譽的傳統，甚至連一條眾人皆知的可以往上爬的社會階梯也沒有。因而同其他國家相比，美國人更加依賴自己的大學體系，指望這個機構培養人們的勢利觀念，建立社會等級機制。在別的國家，人們不僅僅依賴大學來實現社會地位，還有其他的傳統途徑。而在美國，尤其本世紀以來，只有高等院校這樣的組織，可以成為實現所有最高榮譽的來源。或者說，受高等教育至少是實現地位追求的最佳途徑。

我曾聽說過一個人，在名校獲得一個學士學位、一個碩士學位和一個博士學位，就是為的日後人們簡單的一句話：“他可是一路從那魯學出來的啊！”毫無疑問，在美國，這句話的確能使人推崇倍至。不管怎麽說，被授予社會地位這件事，並非基於什麽令人討厭的差別標準，而是千百年來人類社會流傳下來的碩果。

只要想想汽車後窗的大學標貼就明白我的意思了。正如我們經常看到的那樣，即便是不那麽知名的學校居然也值得向人炫耀，仿佛這樣一來就可以給他們的身份增添神聖感似的。這樣做的結果是，由於每個人都以自己受過教育的高等學校為榮，大學的聲望早已高過教會了。比如沒有人會在他的後車窗貼上“密歇根州波特休倫市聖名慈善會”，或者“埃爾米拉市第一浸禮教會”之類的標貼。一想到所有的人都在仿效這個做法，不用說，你就可以計算出當今高等院校和學術機構享有的榮譽了。

不過這樣一來，當哪個機構一心想要牟利，或是想通過歪門邪道和欺世盜名來拔高自己的社會地位時，無不把自己裝扮成一所學術機構。《紐約時報》每天不僅刊登高尚的教學方法之類的東西，而且還有它的“每周新聞有獎問答”，就好像它真的是在從事教育事業似的。其他的報紙也會一本正經地刊登以下內容，比如在《時代周刊》1982年11月2日版面上可以讀到：“有一篇文章……星期六錯誤地報道了魔方的全部可能性的答案。而事實上，魔方全部可能性的正確數字是：43252003274489856000。”

同出一轍的是那些經紀人、掮客和房地產商，他們也舉辦所謂的“研討會”。連華盛頓那些最為露骨的院外遊說集團，盡管眾所周知是在從事賄賂和施加壓力的各種活動，也喜歡稱他們自己是研究所，仿佛它們是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科學研究所，或是賓夕法尼亞大學當代藝術研究所似的。不言而喻，我們在這個國家的首都華盛頓還會發現諸如煙草研究所、酒精飲料研究所、松脂油與食用油研究所等等，不一而足。有些所謂的“研究所”甚至還堂而皇之地設有“講座教席”和“教授”職位，由於某個資助者在一份雜志上的聲明，我們偶爾得知，一個不學無術的家夥競擁有“美國企業研究所德懷特·華萊士傳播學講座教授”的職務。

隨處可見的是，為了提高社會地位，所有的階層都把自己緊貼在大學、學術團體、“科學”等事物上。諸如此類的什麽都可以，但絕不能是商業。制造業和“市場”。有例為證，摩根圖書館為了招徠項目資助者，便授予他們“研究員”(Fellows)的稱號，而不是捐資者（Donors）或資助者(Benefactors)。而且還根據捐錢的多少分成各種等級，最高的級別是“終身研究員”（意思似乎是說你可以享受大學教授終身制的地位，或者能在當地的墓園裏受到永久關懷）；下一個級別是“榮譽研究員”；再下一個是“常年研究員”；最後才是普通的“研究員”。

美國的學院和大學享有的榮譽如此之高，以致它們容不得任何批評和忽視，至少從四十年代以來便是如此。因為有GI法案，它們被作為戰後公共福利制度中的最高智力部分販賣給了大眾。這些年來，除了很少的人比如像五十年代的參議員麥卡錫和六七十年代的激進學生以外，沒有人敢於大膽地指出大學的種種弊端和妄自尊大。其結果是，對大學的這種極為荒謬的偏愛非但沒有受到責備，反而大行其道，因為誰也不願意冒被指責為“反知識主義”的風險。這麽說仿佛意味著，知識僅僅是一種和其他物品差不多的普通商品，它不應該只被少數幾個高等學府所擁有。如果有人試圖積極地把大學分為三六九等，必然激起一種特殊的懼怕和憤怒。指向美國大學裏的等級制度，對許多人來說，就像指向日常生活中的等級制度一樣令人惱火。

有意思的是，人們對愛德華·B·費斯克1982年所著的《1982－83年度紐約時報美國大學選擇指南》的反應。美國全國自稱是四年制教育和可以授予學士學位的學校大約有二千多所（這是作者1984年再版此書時的數字。據統計，目前美國共有可授予學位的大學三千余所。一譯者註），就費斯克估計，任何一個有頭腦的人都會想到這個數字水分不少，其中像它們自己說的那麽好的學校怕是不多。在一個“研究機構”失去了其意義的世界裏，“學院”也會失去意義，這顯然是個合乎邏輯的推斷。費斯克因此著手劃分“最好的和最有價值的”美國大學，並得出總共只有265個的結論。為了對這些學院的教育質量進行評估，費斯克根據學術質量、社會影響和“生活素質”等方面的要求提出了一套從五星到一星的評級標準。

根據這個標準，他把五星級評給了阿姆赫斯特學院。威廉斯學院、哈佛大學、斯但福大學、史密斯學院，以及其他一些在學術質量上大體與評定烹飪等級的《美食林指南》最高級的三星標準相當的學校，這些學校在教育上的質量相當於在烹飪上達到“法國國家最佳烹飪”水平。緊接著，他把四星級授予了貝爾羅伊學院，伯都因學院、衣阿華大學、文德比爾特大學、和其他一些大致與《美食林指南》由於“出色的餐桌”獲得二星烹好級別相似的學校。他授予三星的有米爾斯學院、科爾比學院，新罕布什爾大學和康涅狄格學院，以及其他一些相當於《美食林指南》由於“規範餐桌”而定為一星水平餐食的學校。

當他用比較的方式無所畏懼地剖析整個美國高校景觀時，費斯克無法忽視的是，某些學校在學術質量上比三星級的學校還要差。像任何一個誠實的評論家一樣，他只好從其他方面來進行評判，比如藏書量，或是學校劇院的水準，甚至校區裏餐館的質量，他按照這些方面的評判給出了級別。一些二星的學院包括新奧爾良的塞維埃爾大學(Xavier)、圖斯基奇大學(Tuskegee)、坦普大學(Temple)、塞頓·哈爾大學（Seton Hall）、聖路易斯大學、羅得島大學，以及俄亥俄韋斯萊安大學。還有些大學，如果從其學術質量上評估，費斯克發現只能給它們一星，比如像圖爾薩大學（Tulsa），俄克拉荷馬大學、內布拉斯加大學。不管怎樣，這些大學在一定程度上都能夠發現一些值得誇獎的地方。但是我們發現費斯克在以下的所有州裏：內華達，南北達科它（這兩個州加在一起共有20所大學）、懷俄明、西弗吉尼亞（這個州有17個學校候選），連一個在學術質量上值得一提的學校也沒有發現。同樣，理查德·尼克松獲得優異成績的加州懷蒂埃爾學院（Whittier College）和羅納德·裏根的母校伊利諾斯州的尤裏卡學院（Eureka College），也同樣不值一提。

任何對大學哪怕是中肯的評價，也會引起憤怒的軒然大波。我們可以設想內華達，懷俄明、南北達科他和西弗吉尼亞諸州的州長們會下令對費斯克的惡毒誹謗群起而攻之，大聲譴責這個偏執的、有眼無珠的、假充內行的、維護東岸即定權力的費斯克（他是《紐約時報》教育版的編輯），存心蔑視西部，而且性格上的相應缺陷使他根本不適合呆在報社的批評部門裏，在他們的領地內發動宣傳攻勢推廣他們的州，是州長們長期以來的重要任務之一。看到州長們拼命維護其領地的教育榮譽，我們大可不必感到吃驚。但是，我們想不到一個執教於某個級別較低的學校的教授，會對費斯克發動攻擊。因為我們假設一個教授還是懂得批評性質的，知道批評構成觀點，而且觀點越多。越激烈，越活躍越好。由於你的大學被某家報紙的雇員判低了等級而卷進公開論戰，說明你幹的是公共關系而不是和知識有關的事情。更要不得的是，這簡直是在暗示，你對自己執教的學校的社會地位也沒有多大信心。

我這裏指的是大衛·H·貝內特先生，他是錫拉丘茲大學(syracuse Univereity)的歷史學教授。無疑他希望自己執教的大學在學術質量上被評為五星或至少是四星，可是他卻發現，費斯克竟然只給了錫拉丘茲大學二星，這使他大驚失色。得出這個級別的原因，一部分是由於學生們填寫的調查問卷，另一部分基於對學生們的個人訪談。根據學生們提供的信息，費斯克寫道：“文理學院的文科和理科課程……混亂不清”，“授課班大而無當”，“註冊登記一團糟”，“圖書館……資料不足”，“錄取標準看上去並不嚴格”，以及“大學體育隊異常龐大”。同時，費斯克還發現，大多數教學工作是由研究生助教擔當的。受訪的學生們幾乎沒什麽道德感，他們告訴費斯克，“甭管是誰，只要付學費都可以進來。”面對這麽糟糕的調查結果，費斯克於是給了這所大學二星。然而，貝內特教授的反應不是去糾正這些不足，例如整頓註冊混亂，或是改革助教的課程安排（這是全美普遍存在的不光彩現象），而是去責怪費斯克對學校弊病的揭露，並對這個在他看來不過是壞消息傳播者的人橫挑鼻子豎挑眼。他寫了一封信給“壞消息傳播者”的老板，《紐約時報》出版商業瑟·奧徹斯·索爾斯伯格，信中抱怨“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一份報紙在社會和文化上的權威”被費斯克“值得懷疑的野心”濫加利用了。他在寫給索爾斯伯格的信中繼續說：“……如果不是掛了貴報的名字，《紐約時報大學選擇指南》就會被當作一個可惡的玩笑給丟棄了。”

對於這一事關錫拉丘茲大學名譽的事件，同時還牽扯了愛德華·費斯克通過調查得出的使大學蒙受傷害的級別這樣的重大問題，亞瑟·奧徹斯·索爾斯伯格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他忙不叠地向貝內特教授保證，費斯克的書已經被修改，修改內容馬上會在最新的版本上反映出來。不過，在他的回覆中，索爾斯怕格接著稱讚了費斯克和他的助手們，要人們註意這個體現了大量職業查詢的公正和真實的報告，他最後還是指出，盡管如此，他還是做出了費斯克的書“將來重印和再版”時，不會再用紐約時報的名字作書名的決定。我猜想，索爾斯伯格聲明將來會讓報紙和書名脫勾，無疑是在向人表明，從職業上講，一個“高級”文化機構不大可能去批評另外一個“高級”文化機構。

整個這件事，使人了解到學術機構已經獲得了多麽巨大的榮譽和地位，使人明白了它們對輕視或批評的敏感，以及它們對榮譽的近乎嫉妒的渴求，對地位降低的極端敏感，正說明了大學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替代了過去騎士甚至紳士的階層。費斯克真正令人惱火的地方是他用的“選擇”一詞，本是溫文爾雅的事情，他卻嘲弄說，好像隨便一個什麽東西說它自己是一所學院或是一所大學，它就真的是了。他招惹的麻煩說明，“他可是個大學畢業生”這樣的話很多年前也許有相當的份量，但是今天幾乎沒什麽意義了。其實在五十年代情況就已經變了。人們為了謀求社會地位而蜂擁沖進大學去讀書，結果這一現象壓倒了“金錢”概念。“金錢”這個詞沒什麽變化，而現實已經極大地改變了。

有種假設被深裸織人了美國神話，那就是：“有一張大學文憑”就意味著某種成功，而不間是從哪一所學校得到的。這種神話很難破滅，甚至在與美國高等教育的覆雜的等級制度發生沖突時，也不會消失。舉例說，已經到了1959年，萬斯·帕卡德在他的《社會地位的追求者》一書中仍然相信這樣的觀點：“一張大學文憑”這一說法的意義，足以體現出某人屬於“文憑精英”的階層。其實大謬不然。你如果想更準確地表述這一事物，就必須設計一個“精英的文憑精英”階層，因為持有一個阿姆赫斯特學院、威廉斯學院。哈佛大學、或是那魯大學的文憑，無論如何也不能混同於一個得自東肯塔基大學。夏威夷太平洋學院，阿肯色州立大學、或伯比·瓊斯學院的學位。當帕卡德說：“一個上過大學的姑娘同一個沒上過大學的姑娘相比，嫁給上過大學的丈夫的概率高六倍。”他顯然混淆了事實，因為這種說法的致命錯誤在於，它忽視了這樣的現實：某個畢業於達特茅思學院（常青藤大學之一。一譯者註）的家夥幾乎不可能娶一個從佛羅裏達勞德代爾堡的諾瓦學院畢業的姑娘。甚至到了1972年，帕卡德還在大談特談他為之陶醉的平等觀點，可他犯的還是同樣的錯誤。在《陌生人的國家》中，他喜滋滋他說：“1940年，大約有百分之十三的適齡青年進了大學；到了1970年，進大學的人已經達到適齡青年的百分之四十三。”其實根本不是這麽回事。上大學的人的比例還是百分之十三左右，另外百分之三十的人所上的不過是叫法上被稱為大學的地方罷了。這些可憐的孩子和他們的父母，一直在上演永恒不變的美國式的追求，不過他們追求的不是知識，而是尊敬和社會地位。愛德華·費斯克提出的“選擇”信息，恰恰表明了，真正進了大學的年輕人的數目，將總是保持在百分之十二左右，其他的人是在追求更高社會地位。

當我們將自己置身於美國高等教育的環境中，馬上就會發現，萬斯·帕卡德不是唯一的被欺騙性語義蒙騙了的人；被愚弄的人到處都是。在約翰·布魯克斯的著作《美國的炫耀》中，他也讚成那種較比令人舒服的說法。他劃分出“兩種基本的美國人階層：上過大學的和沒上過大學的。”可是在今天的高等教育領域裏，只有區別大學畢業還是所謂的“大學”畢業才是有意義的。理查德·伯那和大衛·薩瓦喬在他們卓有見地的《1981年各地評級年鑒》裏評價一所中學時說：“高中畢業班的大多數學生都能上大學，這沒有什麽值得關註的。關鍵問題是：他們被哪些學校接受了？是一流的大學和學院呢？還是那些入學要求很低的學校廣今天，處境最糟糕的社會階層中的一支，就包括50年代和60年代拼命“迸大學”的那百分之三十。盡管他們認為自己已經進了大學，卻發現他們社會地位低下的狀況並沒有得到根本的改善，不僅在知識上、藝術上或社會上，而且在經濟收入上也是如此。在《美國的社會立場》一書中，科爾曼和萊因沃特發現，進一所好大學，或者照我的說法是真正的大學，可以便一個人的收入增加百分之五十二，而進一所像費斯克選出的五星級貨真價實的大學，收入可以在那上面再增加百分之三十二。但是他們發現，如果你畢業於一所“不可選擇”的大學，也就是費斯克禮貌地沒有提到的那剩下的1782所學校中的一所，那麽你獲得的就是“無收入優勢”。全無收入優勢可言。

某些時候，中產階級和貧民階層都看穿了學院的騙木(原諒我這麽說)，可惜常常太晚了。我認識一個女人，她畢業於一所學術要求不高的大學，而且成績中等偏上。當她開始在紐約這個競爭激烈的地方工作時，受到的只是同事們“不當回事”的粗暴對待。她鼓起勇氣（我稱之為蠻勇），寫了一封信給她的大學校長，就她所遭受的不公正狠狠地抱怨了一通。不過，人們就是明白了“大學與社會地位”這一偉大的騙局，也通常不說出來。這是一種埋藏在內心深處的疼痛，覺得什麽地方出了錯，卻不知道錯在哪裏，而當事人通常會因此受到很深的傷害。正如一個人告訴科爾曼和萊因沃特的，進入某個不入流的學校證明了如下事實：“本來進大學是為了受到尊敬，”而在那裏待了四年以後他發現自己全然沒有受到更多的尊敬，因為他上的是一所沒名沒氣的大學。盡管進大學的門是敞開的，但是，正像保羅·布盧姆伯格觀察到的，真相是“現存的教育體制已經成功地取得了上層階級的好感，因此變成一個再造等級結構和不平等的工具。”一個原因是，上層階級的孩子上大學的比例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他們上的一定是好大學。比如他們上斯沃茲摩爾學院（swarth-more，美國著名四年制學院。－譯者註），而貧民階層的孩子上匹茲堡的卡爾羅學院。其結果是，對中上層階級司空見慣的事，卻會使中產階級和貧民階層膛目結舌。“那些剛來的、精力充沛不斷追求上進的人，”列昂納德·魏斯曼寫道，“在攀登社會階梯的戰鬥中已經汗流夾背了，突然吃驚地發現，通向被上層社會完全承認和接受的門仍然是關著的。”當然，玩世不恭的人會說，這一制度的目的就是為了在向所有人開放高等教育的美麗幌子下，穩定階級之間的嚴酷界限。

一個如此明目張膽的社會等級騙局是如何完成的？它是蓄意的還是偶然的？這件事基本上是在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時期發生的。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我們所說的欺騙正是在歡呼“開放教育機會”的幌子下大行其道的。如果某件商品供應充足，通過簡單地付錢就可以買到的話，這個計劃就會成功。可遺憾的是，知識、學習和求知欲比想象的要稀罕得多，你不能只是宣稱說“你正在和我交流”，就能輕而易舉使一個人真正同你交流。“教育機會”的開放依靠的是一個語言膨脹過程，一個“升級”的辦法，也就是把數不清的普通學校、師範學院、地方神學院。貿易學校。商業學校、文秘學校的名稱和地位提高到“大學”，授予它們一個身份，而實際上它們根本不具備辦大學的條件，甚至懂都不懂如何辦。這個過程和高中畢業生最終被一股腦塞進大學沒什麽兩樣。此兩種辦法可以統稱為“自然提升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