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創的隋代經變畫，主要有《維摩變》、《彌勒上生變》、《藥師變》、《法華經變》、《阿彌陀變》、《涅槃變》等，共39幅。但僅僅《維摩變》就有十多幅之多。它在隋代佛教中為什麼有如此重要的位置？

維摩詰的故事源於印度。他是一位在家修行的居士，精通佛法，在眾菩薩之上。然而他有病，佛派十大弟子登門問疾，他竟然避而不見。舍利弗是弟子中的一流智者，也被維摩詰家的宅神天女以智辯困住。最後，只能由“智慧最勝”的文殊菩薩前去，隨後就由維摩詰和文殊展開一場溢彩流光的思想碰撞與才智激辯。隋代經變畫把這一場面表現得浪漫神奇，閃爍著智慧光輝—或是維摩詰滔滔不絕的發難，文殊菩薩應對如流；或是文殊菩薩侃侃而談，維摩詰從容辯答。這故事是說，佛教徒無論出家或在家，並無高下之分。

在隋文帝“盛弘一乘（大乘）”的號召下，這故事的意義就來得頭等重要。它成了推廣大乘極富魅力的依據。

（隋代《維摩變》，見於莫高窟第262、276、277、314、380、417、419、420、423、473等窟）

有趣的是，維摩詰在印度原版故事中只是孑然一身的居士，但在漢譯經文中卻變成門閥時代一位有妻妾兒女、財富無量、並頗具修養的士人。連模樣也全然變成地道的中國居士形象。這就滿足了那些花錢請畫工們來繪制壁畫的富有的供養人的願望：既追求未來的天堂生活，又不放棄身邊的榮華與享樂。

《維摩變》的熱門，表明佛教已經與中國的文化精神和時代心理完全融為一體。只有這種深層的精神融合，才能說佛教的中國化。

這個中國化，實際上是中國文化對佛教的一種同化，如果說，印度佛教的傳入，解放了在儒家思想下中國人的想像；那麼佛教的中國化，則是中國文化賦予外來宗教陌生軀殼一個生機無限的生命。

文化交流不是形式的互補，而是生命的碰撞，這一碰撞，一個生命轉化為另一個生命，或者再造出一個新生命來。

在隋代畫窟中，悄悄而深刻的變化，還發生在菩薩的身上。

菩薩是佛教中菩提薩埵的簡稱。他是釋迦成佛之前修行的覺名。他的職能是自覺，覺他，教化和普濟眾生。原本他的意義與法力沒有超出佛，因而在早期洞窟中他只是佛的陪襯。在大乘佛教興起後，他那普濟眾生的職能變得至關重要，因而備受尊敬。神佛都是人造的，反過來為人解決問題。因此，隨同人們無所不有的祈望而無所不在；他隨同人們現實要求的無窮無盡而法力無邊。由於適應人們的種種要求，菩薩的種類也愈來愈多。到了唐代，觀世音成了菩薩中的主角，人間便成了“戶戶觀世音”。

然而，第一個單獨存在的觀世音菩薩，誕生在莫高窟隋代的洞窟中。

盡管它有些孤單、怯生、不大自然，甚至還有一種失群的感覺，但菩薩作為一個單獨的主體出現，也標誌著中國佛教的起步，外來佛教在中華文化沃土上，生根、發芽、開花和結果。已然是中華的文化果實，由於菩薩原本是釋迦，形象便以悉達多王子為依據，應屬男性。最早經西域傳入的菩薩形象，一律是英俊軒昂，頭束高冠，下著長裙，上身半裸，裝飾著高貴的瓔珞腕釧。因為菩薩最終要成佛的，所以早期菩薩與佛陀相似，比如眉心都有白毫。

（北魏和西魏窟里的菩薩）

可是到了隋代，人們按照自己的向往與意願來再造佛時，就給這位菩薩換了面孔。一個更能體現濟困扶危、悲天憫人、關懷眾生的形象出現了。這面孔漸漸變得柔和安詳，端麗沈靜，仁愛善良，似含微笑。身體線條變得苗條、優美和飄然，同時衣裙也愈加華美漂亮。分明一副女人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