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當年奔忙於海上貿易之路而唱主角的，還應該是真正意義上的商人。他們的活動雖不像朝貢使團那樣較為集中地見諸史乘，但海上貿易這條商路本身就是為他們而存在的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說晉代法顯《佛國記》所載內容均屬實的話，那麼，在他那個時代已有至少能乘載200多人的大型商船來往於中國到印度的海路上。

張燮《東西洋考》（卷4）記載有中國商人至馬來半島東海岸港口進行交易的情形如：

關於彭亨： 

舟抵海岸，國有常獻。國王為築鋪舍數間，商人隨意廣狹，輸其稅而托宿焉。即就鋪中，以與國人為市，鋪去舟亦不甚遠，舶上夜司更，在鋪中臥者，音響輒相聞。

關於柔佛： 

柔佛地不產谷。土人時駕小舟載方物走他國易米。 

道逢賈舶，因就他處為市。亦在要之入彼國者。我舟至止，都有常輸，貿易只在舟中，無復鋪舍。

關於丁機宜（登嘉楼）： 

夷亦只就舟中與我人為市。大率多類柔佛，而俗較馴，而貨較平。自為柔佛所侵，彼國有風聲鶴唳之虞，而舶人亦抱林木池魚之患。此揚帆者所以掉臂希顧也。 

以上引文亦反映了動蕩的政治形勢對商業貿易的影響情況。 

中國與馬來群島間密切的政治、經濟聯系，也推動了他們相互之間的文化交流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從中國這一方面而言，就是通過這些聯系，很早就對馬來群島的自然、人文有了越來越多的了解，並載諸史冊，這些今天都無例外地成了研究馬來群島古代歷史的不可多得的、十分珍貴的資料。除此之外，筆者在此特別要強調指出的，乃是歷史上構成中國與馬來群島文化關係之最重要內容的宗教傳播，以及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赴海外追求佛教真理、真知的中國僧侶。

佛教自公元前6世紀在印度創傳後，在成為世界宗教之前，首先發展為亞洲宗教，以致今天在亞洲仍能看到一片片佛教沃土。佛教於公元l世紀傳入中國，魏晉南北朝之際迅速擴展到南北兩地，得李唐盛世之推崇，則令其更為弘揚光大，此際中國佛教文化氛圍之濃是歷史僅見的，而赴海外追求佛教真理、真知則成了許多僧侶們的一件樂此不疲的事情。與此同時，東南亞也迎來了印度化、佛教化時代，其結果是，在伊斯蘭教開始傳入之前，佛教（或印度教）在一些國家中，已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推崇。

如與中國南朝保持密切關係的丹丹、干陁利（吉打）、狼牙修諸國，都曾表達過對南朝佛教的強烈向往，極贊其“信重三寶，佛法興顯，眾僧殷集，法事日盛，威嚴整肅”。“應供正覺，遺形舍利，造諸塔像，莊嚴國土，如須彌山。”湣念群生，民人安樂，慈心深廣，律儀清凈，正法化治，供養三寶，名稱宣揚。”南朝的佛教信仰氛圍，顯然曾成為吸引諸國與之交往的重要因素之一，甚至亦可以說，佛教曾成為他們與中國在文化交往方面一度探討最多的熱衷話題。而與中國隋朝關係密切的赤土國，顯然已是一個印度化、佛教化非常深刻的國度，“其俗敬佛，尤重婆羅門”，有“婆羅門等數百人”，在接待隋使時，亦以婆羅門二人引路，並“奏天竺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