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如，唐代赴海外求法的僧人中，不僅有“遇疾而殞”於東南亞一帶的，也有主動留居國外而不願回歸者，隨義凈赴海外4弟子的結局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法朗傾住訶陵國，在彼經夏，遇疾而卒。懷業戀居佛逝，不返番禺。唯有貞固、道宏相隨，俱還廣府”。當然近代以前乃至整個近代，也有出於其他原因而移居國外的，如漢代移居馬來半島並在此建都元國（屈都乾）者。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36引《晉書地道記》：“朱吾縣屬日南郡，去郡二百里。此縣民漢時不堪二千石長吏調求，引屈都乾為國。”還有如19世紀初葉在南中國海一帶活動的海寇張保（人稱張保仔）內爭失敗後，率部下來到吉蘭丹挖金，並建立了Pulai華人村。再如太平天國失敗後部分起義將士南下逃生而就地安身立命。總之，在中國與東南亞有著密切歷史聯系的這一大背景下，中國人留居海外應當被理解為一種正常現象，盡管對此並沒有多少歷史實證。 

不過，在此要指出的是，包括馬來西亞在內的今日之東南亞華人，其主體乃是在近代以後華人移民的基礎上形成的，而跟這些古代留居海外的移民本身沒有多大聯系，後者之存在的意義，在於說明中國向東南亞一帶移民乃是一個從沒有間斷過的歷史發展過程，也在於證明：包括馬來西亞在內的東南亞華人的存在，有其歷史的邏輯必然。 

近代東南亞華人的出現，與這里的資本主義經濟開發和建設是分不開的。東南亞是最早卷入西方資本主義殖民體系的地區之一。15世紀末16世紀初以來，隨著世界新航路的開辟，葡萄牙、荷蘭等老牌殖民主義勢力很快就滲透進來，使這一地區古老的商品經濟甚至社會秩序受到了極大的外來干擾。

隨後而來的英國殖民主義者，則直接推動了東南亞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在這一背景下，以馬來半島為例，原有的錫業得到了迅速提升，新的胡椒、甘密、木薯、樹膠的引入和種植得到了極大發展，進而又帶動各種其他經濟、社會、文化行業的全面興起，這就創造了大量的勞動力需求，創造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華人移民浪潮，為馬來亞乃至東南亞華人的最終形成奠定了根本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