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妻子和我稍微討論了一下要不要叫救護車，最後決定叫。”

菲利克斯到了醫院，醫生對他實施電擊，恢復了心臟的搏動。他患的是室性心動過速，醫生給他的胸部植入了一臺自動除顫儀。幾周後，他就康復了，醫生放他出院，準許他全面恢復工作。那次發作以後，他又經歷了疝氣修補、膽囊手術、關節炎治療，不過，這些病只是讓他不再狂熱地彈鋼琴；他那衰老的脊柱發生了壓縮性骨折，使他的身高從1.73米減少了足足8厘米； 他的聽力也下降了。但是，他仍然繼續行醫。

“我改用電聽診器，”他說，“它們很討人厭，但是很好用。”

到了82歲時，他不得不退休了。問題不在於他的健康，而是由於他妻子貝拉的健康。他們已經結婚60多年了。菲利克斯和貝拉是在布魯克林的國王縣中心醫院相識的，當時他在醫院做實習醫生，她是營養師。他們在平林區（Flatbush）養育了兩個兒子。孩子們離家以後，貝拉考取了教師資格證， 教 有學習障礙的兒童。然而，在她70歲的時候，視網膜病變削弱了她的視力，她只好停止工作。10年後，她幾乎完全失明。菲利克斯覺得把她一個人留在家里不再安全，於是他於2001年放棄行醫。他們搬到波士頓之外馬薩諸塞州坎頓的退休社區果園灣（Orchard Cove）。這里距他們的兒子更近一些。

菲利克斯說：“沒想到經歷這種改變後我還能活下來。”他早已從他的病人身上觀察到適應年齡帶來的變化有多艱難。在檢查最後一個病人及收拾家的時候，他覺得自己快要死了。“我既在拆解我的房子，也在拆解我的生活，” 他回顧道，“那太可怕了。”

我們坐在果園灣主門廳旁邊的圖書室里，陽光透過大型落地窗照進屋子，墻上掛著趣味高雅的畫作。我們坐的扶手椅帶著軟墊，是聯邦風格的設計。 這里像一個舒適的酒店，只不過來來往往的人都在75歲以上。菲利克斯和貝拉住著一套兩居室的房子，門窗對著森林，空間很寬敞。客廳里擺著菲利克斯的大鋼琴，茶幾上堆著他依然訂閱的醫學雜誌——他說：“那是為了安慰我的心靈。”他們所在的是獨立居住區，服務包含做家務、換洗被子及提供晚餐。一旦需要，他們可以要求升為輔助生活（assisted living），包含提供一日三餐及每天一個小時的個人護理。

這不是一般的退休社區，而且即使一般退休社區的一個房間每年的租金也達3.2萬美元。門檻費一般是6萬美元，最高達12萬美元。而與此同時，80歲以上老人的收入中位只有1.5萬美元。一多半進駐長期護理機構的老年人花光了全部積蓄，只得依靠政府資助的福利才住得起。最終，美國老年人失能並入住療養院（年花費比獨立生活多5倍以上）的平均時間超過一年。這是菲利克斯拼命想要避免的結局。

作為一個老年病學專家，他努力客觀地記錄他所體會到的變化。他發現他的皮膚很干燥，嗅覺退化了，夜間視力變差了，很容易感覺疲勞，也開始掉牙齒。但是他采取了所有他能夠采取的措施。他使用潤膚霜避免皮膚裂口，他避開高溫，每周騎三次健身腳踏車，每年看兩次牙醫。

他最關心的是頭腦的變化。“我的思路不像過去那麽清晰了，”他說，“我 以前半個小時就可以看完《紐約時報》，現在需要一個半小時。”而且即便如此，他也不確定他理解的仍像過去那麽多。他的記憶力也給他帶來麻煩。 “如果我回過頭去看我讀過的東西，我知道我看過了，但是有時候我並沒有真的記住，”他說，“這是短時記憶的問題，很難接收並存儲信息。”

他運用自己曾經教給病人的方法。“我努力刻意地留意正在做的事情，而不是機械地做事，”他告訴我，“我還沒有喪失行動的自主性，但是我已經無法像過去那樣依靠它了。例如，我已無法一邊想事情，一邊穿衣服，同時確定衣服已經完全穿好。”他認識到盡力更加刻意的策略並非總是奏效，有時候他會把同樣的故事對我講兩遍。他心里的思緒會落入慣常的套路，有時無論他怎麽努力，都沒有辦法把它們推上新的路徑——思緒很頑固，甚至會反抗。菲利克斯作為老年病學專家的知識迫使他認識到自己的衰老，但並不能使之更容易接受。

“偶爾我的情緒有些低落，”他說，“我覺得我有反復發作的抑郁。它們還不至於令我喪失能力，但是它們……”他打住話頭，試圖找到合適的詞，“它 們令人不舒服。”

盡管他有種種局限，但是他的目標感給他以鼓勵。他說，那是與促使他從醫同樣的目標感：在某些方面，可以幫助到周圍的人。入住果園灣才幾個月，他就協助指導健康委員會改善社區的保健服務，組建了一個退休醫生雜誌閱讀俱樂部。他甚至引導一位年輕的老年病學醫生完成了她的第一個獨立研究——調查居民對“心臟驟停時不做心臟復蘇”這一決定的態度。

更重要的是，他對於子女和孫子孫女，尤其是妻子貝拉的責任感。失明和記憶力問題使貝拉變得極其依賴他人。如果沒有他，那貝拉只好進療養院。 他幫她穿衣服、監督她吃藥。他給她做早餐和午餐，帶她散步，帶她看醫生。他說：“現在，她就是我的目標。”

貝拉並不總是喜歡他做事的方式。

“我們不斷爭吵——我們為很多事情吵架，”菲利克斯說，“但是我們也都很容易原諒對方。”

他並不覺得這份責任是一個負擔。隨著他個人生活的內容變窄，照顧貝拉的能力成了他的自我價值來源。

“我是她個人專職的照料者，”他說，“我樂此不疲。”這個角色強化了他的一種意識：他必須注意自己的能力變化；如果不能誠實地面對自己的局限性，那他對貝拉就沒什麽用處。

有一天晚上，菲利克斯請我吃晚飯。餐廳很正式，包含預定坐席、餐桌服務，要求著正裝。我當時穿著白大褂，為了入座，我向餐廳經理借了一件海軍藍的運動夾克。菲利克斯穿著棕色西服和牛津襯衫，而貝拉穿的是他為她挑選的有藍色花紋的齊膝裙裝。他挽著她，把她領到餐桌邊。她和藹可親， 喜歡聊天，眼睛很有神。但是，坐下後，她根本看不到面前的盤子，更不用說看菜單了。菲利克斯為她點了菇米湯、西式蛋餅、土豆泥和菜花泥。他告訴侍應生：“不要鹽。”因為她患有高血壓。他自己要了三文魚和土豆泥。我點了湯和倫敦烤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