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革命派民間文學的活動，從某種意義上說，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在自己的著作中對民間文學的運用，當時革命派作家這方面活動的領域是相當廣闊的，所起的實際作用也是相當大的。

當庚子義和團 反抗帝國主義運動失敗後，清政府的腐敗無能更加暴露，帝國主義對我國的宰割更加厲害，人民反清廷統治、反外國侵略的思想也就更加高漲。這是革命的、鬥爭的時代。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隊伍越來越擴大。許多革命派的學者、活動家乃至於那班思想比較接近革命的知識分子，為了宣傳革命，打擊敵人，為了喚醒民眾，組織力量，從各方面利用了民間文學。有的借民間傳說的資料來抒發他們對賣國賊、奸吏等的憤恨，像《20世紀大舞台》刊載的《皮匠》《風波亭》等故事；有的對民間流傳的謠諺以政治性的解釋，像垂虹亭長（陳去病）對於京師諺語的說明；有的作者則把古代神話、傳說的人物故事，充當自己作品的部分素材或貫穿全篇的重要人物，像小說《女媧石》、地方戲劇本《木蘭從軍》《回甘果》等。而更多的是采用各種民間的文學藝術形式，像地方戲、彈詞、歌曲、短謠、寓言、笑話、說書等，去揭露清廷的黑暗，控訴外國的侵略，宣傳資產階級的民主 、理想，鼓吹資產階級的革命行動，這種著作保存到現在的已經不太多，但是在當時卻是相當豐富的。

讓我們聽聽一些當時目擊者或親身經歷者的回憶吧。《革命史談》的著者說，在晚清時候，革命黨 人宣傳主義，大量采用民間流傳的曲調，因為它容易流行到民眾中間去。當時香港是革命黨 人活動的一個重要據點，他們所辦的報紙、雜志刊載了許多宣傳反清的民間形072式的作品——劇本、南音、粵謳（南音、粵謳都是南方沿海地區民間音樂的表現形式）等。還記得當時有一首革命歌，是用《陳世美不認妻》的小調寫成的。它的作者據說是冤禽，形式是每節字數三、三、七、七、七，例如最後一節：“萬望著，眾志士，嘗膽臥薪切齒記。但願光覆漢江 山，洗盡遺民奴隸恥！”全篇的大意敘說明末吳三桂引清兵入關，人民慘遭屠殺 ，而且被殘酷地統治了兩百多年，希望國人起來覆仇雪恥。《革命史談》的著者，同時還記載了當時革命家趙聲（伯先）自己親自寫作革命俗歌去並親撰七字唱本《保國歌》，用來激勵士卒。章士釗替他印刷了幾十萬份，由曹工丞扮作工人，穿麻鞋背布袋，沿長江 上下遊去散發。

馮自由 在《廣東戲劇家與革命運動》中，敘述了晚清資產階級革命派活動家和作家們提倡通俗文學、藝術活動的經過。據說，庚子事件以後，全國人民都很憤恨外國侵略者和清朝統治者，政治覺悟提高了，思想也比較開通了。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文化工作者，為了使自己的革命主張能深入民間，能為社會各階級人民所掌握，於是，在宣傳上，他們開始了一種通俗化活動。在香港出版的各種報刊，刊載新編的地方戲文、唱本等，以引起廣大讀者的興趣並使其易於被接受。最先發起的是當時革命派的重要宣傳刊物《中國日報》。它在附刊的旬報上，開辟一欄《鼓吹錄》，由幾位記者經常撰寫通俗的戲文、歌謠等。它的內容“或諷刺時政得失，或稱頌愛國英雄”。以後，香港、廣州等地出版的許多進步報刊，都註重這舊瓶新酒的宣傳作品。同時還展開了一種為資產階級革命服務的戲劇活動。這種戲劇組織名稱，有“振天聲”“來南歌”“振南天”等。活動範圍除香港、廣州外並遠及於南洋各地。新編演的劇本有《岳飛報國仇》《地府革命》《黃帝征尤》《文天祥殉國》和《自由 花》等。這是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中一段值得註意的文藝運動史。

從這些回憶的記述裏，我們多少可以明了當時那些民間形式化的革命宣傳品的產生和傳播的大略情況。

當時革命派作家們這種文化活動，是有意識的，是自覺的。他們認識到，要進行資產階級民族的和民主 的革命，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較多的人的覺悟和參加、讚助。而中國社會，由於長時期的封建統治和數十年的帝國主義侵略，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人民，被擯斥於文化領域之外。要較廣泛地喚醒和組織民眾，在宣傳上就不能不采取通俗化的途徑。民間固有的文學、藝術，是民眾自己的精神財產，是他們自我教育的重要手段。革命的思想、內容，通過這種人民固有的教育手段，必然能夠較廣泛地、較迅速地收到預期的宣傳效果。這種道理，當時那些從事革命工作的進步知識分子心裏是相當明白的。從他們的某些具體活動中，從他們自己的說明中，都有力地證明了這點。

章炳麟本來是以寫難懂的古文出名的學者，他那部初稿作於庚子前的《訄書》，從文字上看是夠古奧的，但是，當他成了資產階級革命派，並且對資產階級改良派進行鬥爭的時候，他的文字就平易得多了。很明顯的例子，是他1903年寫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而他同時期寫作的《逐滿歌》，甚至勇敢地使用了俗語和民間文學形式。當時，青年革命家鄒容寫了炮彈似的著作《革命軍》，自己覺得“語過淺露”（意思是不夠古雅），希望章炳麟給潤色一下。他的回答卻是：對普通人民說話應該這樣（“感恒民當如是”）。表現他的態度更為明顯的，是在《洪秀全演義》序上所說的這段話：“夫國家、種族之事，聞者愈多，則興起者愈廣。諸葛武侯、岳鄂王事。牧豬奴皆知之，正賴演義為之宣昭。今聞次郎（黃世促——引用者）為此，其遺事即得之故老，文亦通俗。自茲以往，余知尊念洪王者，當與尊念策、葛二公相等。昔有人言，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洪王朽矣，亦思覆有洪五作也!”在這裏，他不但指出革命宣傳必須采用通俗的民間形式，並用諸葛亮、岳飛的事跡深入民眾頭腦的例子加以證明，他還進一步對革命派作者根據這種原則創作的作品，預期了其中可能產生的政治效果。

另一位革命家兼民間文學作品的著者秋瑾，在所著《精衛石》的序中，明白說出了這個作品之所以采用民間唱本形式的意圖：“吾女子中何地無女英雄及慈善家及特別之人物乎？……苦於知識毫無，見聞未廣，雖有各種書籍，苦文字不能索解者多。故余也譜以彈詞，寫以俗語，欲使人人能解，由黑暗而登文明。逐層演出，並盡寫男女社會之惡習 及痛苦、恥辱，欲使讀者觸目驚心，爽然自失，奮然自振，以為我女界之普放光明也。”這充分說明她創作民間形式的作品，是考慮到革命迫切需要的結果，並非是偶然的行為。如果我們把它去跟當時許多通俗化的革命宣傳品聯系起來看，這種通俗化活動的政治效果，不僅是這一派的活動家、著作家主觀上所期望的，也是當時實際發生了的。當時這類宣傳品，由於它的內容揭發了客觀的社會事實，符合於廣大群眾的願望，再加以形式通俗，傳播比較廣泛和深入，它必然要產生巨大影響。在上文所提到的那些回憶記裏，有這種意義就更加顯然了。

或說：“長江 一帶的軍隊和會黨 們多得看到（指《保國歌》）”。這對傾覆清朝專制政府收效很大。或說：“莊諧雜出，感人至深。”這些話雖然簡單，卻是符合當時客觀事實的。辛亥起義，之所以能夠迅速推倒兩百多年的清朝統治，結束兩千多年的專制制度，原因當然是覆雜的，但是革命黨 人不斷的鬥爭和他們革命宣傳的廣泛和深入，作用是不能否認的。如果他們在宣傳上不采取那種通俗化的手段，就不能在短時期內喚醒和組織較多的群眾，就必然會削弱革命的力量和延緩革命的進程。

總之，晚清時期，革命派作者大量寫作民間文學化的作品，它的意義、效果，都是相當大的，這種事情，連反動派的某些頭子也是不能否認的。

鐘敬文先生是中國現代民俗學研究的主要開創者，長期擔任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民俗學的教學工作，直至90多歲，仍然指導了十余名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