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反省則無領略

現在秋意漸深。四時皆能激發人：春使人活潑高興；夏使人盛大；秋冬各有意思。我覺得秋天的意思最深，讓人起許多感想，在心裏動，而意味甚含蓄。不似其余節氣或過於發露，或過於嚴刻。我覺得在秋天很易使人反省，使人動人生感慨。人在世上生活，如無人生的反省，則其一生就活得太粗淺，太無味了。無反省則無領略。秋天恰是一年發舒的氣往回收，最能啟人反省人生，而富感動的時候。但念頭要轉，感情要平。心平下來，平就對了。越落得對，其意味越深長；意味越深長越是對。我在秋天夜裏醒時，心裏感慨最多。每當微風吹動，身感薄涼的時候，感想之多，有如泉湧。可是最後歸結，還是在人生的勉勵上，仿佛是感觸一番，還是收拾收拾往前走。我夙短於文學，但很知道文學就是對人生要有最大的領略與認識；他是與哲學相輔而行的。人人都應當受一點文學教育。這即是說人人都應當領略人生。心粗的人也當讓他反省反省人生。也當讓他有許多感想起來。當他在種種不同形式中生活時，如：四時、家庭、作客、作學生、當軍人、一聚一散等等，都應使他反省其生活，領略其生活。這種感想的啟發都是幫助人生向上的。

批評胡適之先生的人生態度並述我自己的人生態度

這個題目似乎於禮敬上不大好，適之先生是諸位同學的師長，是我們敬愛的朋友，似乎不應該批評到他的人，而且近許多年來社會上很不註重禮敬，我常覺得不好，今天這個講題，自然也難免此弊。如果我是適之先生，一定心裏也要想，我的人生態度何必要你批評呢？但是這有一個特別緣故。近幾年來社會上仿佛有一種與從前不同的人生態度上的風氣。這種風氣如果有一個很有思想很有價值的人替他做中堅，把他的道理說得圓融通妙，便可以像是很站得住，於此便有一個極大的毛病，即是使人很難發覺他的缺點和流弊，倒還不如沒有人替他做中堅的好。我們因為反對這種風氣，當然須對於能使此種風氣立得住腳的先生們下批評，適之先生可以算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所以我們要對於他下批評，實際上就是批評這種風氣，並不是無端的向適之先生麻煩。這是我先要聲明的。

但是我怎麽能知道適之先生的人生態度呢？老實講，其實無論誰也不能知道誰的人生態度，就是自己也不能知道自己的，因為現在大家所有的都僅僅是一片話。我對於適之先生的知道，當然也不過是他那一片話。適之先生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二號有一篇文章，題目是《不朽》。《不朽》的題目底下有“我的宗教”四個小字；文章後面有三行附註：“這一篇和本志四卷二號陳獨秀先生的《人生真義》，陶孟和先生的《新青年之新道德》，四卷四號李守常先生的《今》大旨都相同，這四篇差不多可算是代表《新青年》的人生觀的文字，讀者可以參看。”這四篇文章意思都差不多，而以此篇為最能代表，文章做得真好，說理也很圓到。茲先敘其大意，然後批評。

他說社會是有機的；又引來勃尼慈“世間上的人，每人受著全世界一切動作的影響”的話，說是有機的世界觀。他說從這有機的社會觀和有機的世界觀上面，生出他的“社會的不朽論的大旨是：

我這個“小我”不是獨立存在的，是和無量數小我有直接或間接的交互關系的，是和社會的全體和世界的全體都有互為影響的關系的。種種從前的因，種種現在無數“小我”和無數他種勢力所造成的因，都成了我這個“小我”的一部分。我這個“小我”，加上了種種從前的因，又加上了種種現在的因，傳遞下去，又要造成無數將來的“小我”。這種種過去的“小我”，和種種現在的“小我”，和種種將來無窮的“小我”，一代傳一代，一點加一滴，一線相傳，連綿不斷，一水奔流，滔滔不絕——這便是一個“大我”。“小我”是會消滅的，“大我”是永遠不滅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遠不死，永遠不朽的。“小我”雖然會死，但是每一個“小我”的一切作為，一切功德罪惡，一切語言行事，無論大小，無論是非，無論善惡，一一都永遠留存在那個“大我”之中。那個“大我”便是古往今來一切“小我”的紀功碑，彰善祠，罪狀判決書，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的惡謚法。這個“大我”是永遠不朽的，故一切“小我”的事業，人格，一舉一動，一言一笑，一點念頭，一場功勞，一樁罪過，也都永遠不朽。這便是社會的不朽，“大我”的不朽。

說完了“小我”的關系，在末了他又提出他那“我的宗教”。他說：

我的宗教的教旨是：

我這個現在的“小我”，對於那永遠不朽的“大我”的無窮過去，須負重大的責任，對於那永遠不朽的“大我”的無窮未來，也須負重大的責任。我須要時時想著，我應該如何努力利用現在的“小我”，方才可以不孤負了那“大我”的無窮過去，方才可以不遺害那“大我”的無窮未來？

這一篇話，說得的確很好。假如我不是以前本來站在別的一個立足點上，一定也要很受他的感化。況且這些話也實在可以於大家有許多益處，我也並非說有機的社會觀是不對；我只是說這種人生態度是把重心放在外面的。本來社會上就容易如此：總要替他的生活“找”一個價值，“找”一個意義，總是懷抱著許多的意思向外去“找”，怎麽可以有成就，怎麽可以不失敗。適之先生這一派的說法就恰好給這“向外找的態度”以一種圓融通妙的道理，使他居然像是站得住。陳仲甫先生和李守常先生的意思，大致也差不多，大意是我們應該對於社會負責任，應該努力創造許多幸福，大家享受，益且使後人也可享受。

我們批評這種人生態度，先說其淺薄無能力，然後稍稍指出他的錯誤。

　像這樣的一片話，在情志沒甚不安的人可以聽得入耳，如果在情志大動搖的人，如因失戀而幾至自殺者，那就完全不相幹。不但如此，就是對於深感人生的空虛和煩悶及對於人生十分疲乏的人，也是完全無效。因為那種造福負責任的話，太同他的問題沒有關系。拿這樣淺薄的道理來對付生活，必是未曾深深的嘗過人生的滋味。大約失戀的痛苦，人生空虛疲乏之感，他都不曾領略過。真正嘗過人生的酸甜苦辣的，一定曉得這片道理是無濟於事的。他沒有替青年解決煩悶的能力。

再進一步，這片道理不但沒有救藥的能力，實在恐怕還要更增加人的煩悶。因為人家本來很煩悶，聽說有一片好道理可以替他解決，當然高興，等到看見所謂頂好的道理也不過如此，豈不使他更失望更煩悶。所謂造福，不過是衣食男女；所謂負責任，不過是把衣食男女的功夫做得更好一點；這有什麽意義呢？我為什麽要替社會造福呢？我為什麽要對社會負責任呢？愈問愈不得其解，即愈增其煩悶。

但是這種煩悶就沒有法子解決嗎？有的。原來這種煩悶的病源就是一個“找”。他本來在那裏找，你更引他去找，結果愈找愈找不著。人生的意義與價值是不能找的；你去找，一定不能得。“人生意義與價值在何處”這個問題根本是不該當解答的，因為人生本無意義與價值。人生無所謂有意義與有價值，也無所［謂無］意義與無價值。所謂人生的意義，就是問“我為什麽生活？”當他問的時候，就是想要“找”一個意思。可是我們平常所謂意義，所謂價值，都只是日常的片段的零碎生活偶然應用的一個名目。比如問“我現在為什麽來講演？”或者說是為的使大家可以多了解一點我的意思。當人作如是分別時，實已先有一個大標的在，這大標的雖不必是人有意去建立，但無意中實已存在。所謂意義，都只有對待此大標的而後可言。比如說話者是為什麽的，即是先已有“我要活著”的大標的。合於這種大標的，通常叫做有意義；不合的就叫無意義，甚或還要加以屏斥。這樣的雖然比較的算大，但還是生活中的小段，不是絕對的，還是有所為的。真正完全的整個的生活則不然；他不是關系於其他種種的。整個的意思，就是絕對的，非片段的。所有平常用的評算衡量，只能施於片段的生活而不能施於整個的生活。平常因為把生活看成片段慣了，把找意義的態度養成了習慣，便不覺的也去施用於整個的生活。其實整個的生活並不與其他種種有關系，根本說不到意義與價值。我還可以說，假使（實際上不會有的）你經過種種的研究商酌，確定了人生的意義與價值，其實還不是你的真的人生意義與價值，因為你無論如何是一個後來的追加。根本上“找”的態度就很可憐。你生活便生活好了，“找”什麽呢？根本的救濟方法，便是放下你“找”的態度。我只要一放下，便什麽都有了：標的也有了，意義也有了，價值也有了。所謂責任，只能對自己，不對其他；我的責任只有當下的責之於己者。我覺得大家總是不重己的一面，總要向外拼命的去找，無論誰都是這樣。那種種情形，如賊入室，如鼠出洞，東張西望，總想著手一點而去，實在真正可憐。我從前有一篇文章裏曾有一段話也是這個意思，現在略述於下。

　我們看著社會上一般人陷溺在不合理的生活中真是痛苦，真是可憐，不能不說幾句話。《東方雜志》譯載羅素所作《中國國民性的幾特點》說中國人不好一面的特點頭一件就是貪婪。這話在今日社會上貪風熾盛的時候，是無法否認的。但這是什麽緣故呢？這由於他們人生態度的謬誤。他們把生活的美滿全放在物質的享樂上，如飲食男女起居服用等一切感覺上的受用。總之，他以為樂在外邊而總要向外有所取得，兩眼東覓西求，如賊如鼠。其實如此是得不到快樂的；他們把他們的樂已經喪失凈盡，再也得不著真實甜美的樂趣。他們真是痛苦極了，可憐極了。在我想這種情形似乎是西洋風氣進來之後才有這樣厲害。幾十年前中國人還是守著他們自來恥言利的態度，這是看過當時社會情形的人所耳熟能詳的。中國國民性原來的特點恐怕還是比別的民族好講清高，不見得比別的民族貪婪。近來社會上貪風所以特別熾盛，是西洋人著重物質生活的幸福和倡言利的新觀念所啟發出來的。貪婪在個人是他的錯謬和苦痛，在社會是種種罪惡的病原菌，例如最大的政治紊亂問題即出於此。如果今日這種貪婪的風氣不改，中國民族的前途就無覆希望，這是可以斷言的。但是要改貪風，必須根本掉換過這種人生態度。我們看見近來論人生觀的文章，如陳仲甫先生的《人生真義》，李守常先生的《今》，胡適之先生的《不朽》，所謂《新青年》一派的人生觀，都不能使我們滿意。他們那些話完全見出那種向外要有所取得的態度，雖然不應與貪婪的風氣混為一說，但實在都是那一條路子，就是說同樣的是向外找而不在自身上體認人生的價值。在這條路上無論話說得怎樣的好，也不能讓人免於流入貪婪或轉移貪婪的風氣，至於解決煩悶，奠定人生，更說不到了。

照我說：人生沒有什麽意義可指，如其尋問，那就只在人生生活上而有其意義，人生沒有什麽價值可評，如其尋問，那麽不論何人當下都已圓滿具足，無缺無欠（不待什麽事業功德學問名譽或什麽其他好的成就而後才有價值）：人生沒有什麽責任可負，如其尋問，那麽只有當下自己所責之於自己的。尤其要切著大家錯誤點而說的，就是人生快樂即在生活本身上，即在活動上，而不在有所享受於外。所以應該改換過那求生活美滿於外邊享受的路子，而回頭認取自身活動上的樂趣，各自就其適宜的地方去活動。人類的天性是愛活動的，就在活動上而有其樂趣。比如兒童的好動即其天性，他連幾分鐘的靜坐都辦不到。大人也是如此，樂的時候必想動，動的時候必然樂。因為活動就使他生機暢發，那就是他的快樂，並不要另向外面找快樂。大約一個人都蘊藏著一團力量在內裏，要借著一種活動發揮出來，而後他的人生［才］是舒發的，快樂的，同時也就是合理的。我以為凡人都應當就自己的聰明才力找個相當的地方去活動：喜歡那一種科學就弄那種科學，喜歡那一種藝術就弄那種藝術，喜歡那一種事業就去從事做那種事業。總而言之，找個地方把自家的力氣用在裏頭讓他發揮盡致。這樣便是人生的美滿；這樣就有了人生的價值；這樣就有了人生的樂趣。

講了這一大片，說話雖然沒有什麽修理，但是我同他們兩邊不同的態度已經可以見得出來。最後我還要聲明：根本上我們大家所講的都只是一片話，都是想拿一片話指導自己的生活，其實實際上的生活不一定能夠如此。心裏的意思時時僅僅是一個意思，並不能使實際生活全與符合。我現在雖然並不能將“找”的態度完全放下，但很想往那邊做，因為我確實知道“只要一放下‘找’的念頭，裏邊的樂趣便立刻湧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