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叔回村後到處找國，最後在玉米地里找到了他。三叔說：“國，起，起，我給你找了個事兒做。”國仍然不理三叔，好半天才冷冷地說：“啥事兒？”三叔說：“我給書記說了，叫你上公社當通訊員。你幹不幹？”國楞了，慢慢坐起來，望著三叔，一時竟無話可說……三叔也不爭禮，眼一酸說：“中中，只要你娃子願幹。”

第二天早上，三叔去叫國，國突然說：“我不去了。”三叔慌了問：“咋啦？又咋啦？！”國不說，再問也不說，又是悶悶的。三叔忙讓四嬸去問，四嬸好說歹說才問出緣由。國吞吞吐吐地說：“……連一件像樣的衣裳都沒有，出門凈丟人！”三叔在門口站著，一聽這話就說：“鱉兒，現置也來不及呀！你說穿啥，我給你借。”國自然不說，也沒臉說，三叔急躁躁的，一蹦子竄出去，挨家挨戶去借，進門就說：“國去公社了，出門是咱村的臉面，這會兒連件出門衣裳都沒有，現置來不及，有啥好衣裳借國一件穿穿。”三叔一連跑了六家，借了幾件，不是長了，就是短了，國相不中。最後，還是把復員兵二貴的軍上衣借來了，國總算出了門。

那時綠軍衣是最時髦也最不惹眼的衣裳。國穿詳二貴的綠軍衣跟三叔到公社去了。公社離大李莊九里地，一路上三叔再同囑咐什麼，也沒講給大老王送禮的事兒，只顛顛地頭前走。到了公社，大老王看小夥個頭高高的，一臉的精明，穿得也乾乾凈凈的，很滿意地點點頭說：“留下吧，”國就這樣留下了。

三叔走時，國喉嚨一熱，好久才叫了一聲：“三叔——”他似乎想說一點什麼，三叔沒容他說，就弓著腰去了。

國在公社，名義上是公社通訊員，實際上是大老王的跟班兒。除了騎車到各村通知開會以外，他幾乎整天跟著大老王。國每天早上六點鐘起床，先是掃過公社大院，然後把水燒開，茶瓶灌滿，接著給大老王打上洗臉水，包括把牙膏擠在牙刷上，待書記起床後，去倒夜壺。倒夜壺時國隱隱地感到屈辱，夜壺的尿臊味伴著國的屈辱走那麼一小段路就淡散了。一個月三十塊錢，那時，對他來說，實在是一個巨大的數目。國忍了。白天里，國常跟大老王到各村去檢查工作，自然是走哪兒吃哪兒，有酒有肉。有時大老王去縣里開會也帶上他，到了縣委逢人就說：“這是我的通訊員，小夥很能幹。”大老王工作很有魄力，為人也極為毫爽，走到哪里都是中心，國跟著他嚐到了許多甜頭。漸漸，國的天地大了，認識人越來越多，視野也跟著開闊了。他很快地了解了許多他所不知道的東西，這些東西對他日後都是有用的。國畢竟是聰明人，他很快就把公社書記的生活習慣摸透了。大老王有三大：個子大，嗓門大，煙癮大。所以國兜里常常揣兩包香煙，一包好的，一包孬的。那好煙是給大老王預備的，一旦大老王沒煙吸了，國就把那包好煙拿出來，書記“×！”一聲，揭開就吸。此後大老王喝酒也帶上他，有了什麼好處也總有國一份。書記是外鄉人，光身一人住在公社大院里。他老婆每年只來兩次，春天一次，秋後一次。那個拖著孩子的鄉下女人每次來總是只住三天，給書記拆洗拆洗被褥，而後又挎著小包袱默默地去了。書記常年不回去的書記還有個晚睡早起的習慣，國感覺到這個習慣是有緣由的，國自然不問，只每晚早早地打兩瓶開水放到書記屋里，爾後就不再去了。第二天早上，國聽大老王那一聲響亮的咳嗽。沒有咳嗽聲他就不動，直到聽見大老王的咳嗽聲，他才把洗臉水端過去。日後，大老王曾十分感慨地對人說：“知我者，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