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否定性接受中的身體性體驗

從接受美學的角度看，某些藝術品會激發否定的立場。例如，印度古典詩學中所說的厭惡味就是如此：“厭惡味以常情厭為特征。它通過看到不愉快或不可愛的東西、耳聞目睹或談論討厭的東西等等情由產生。”（《舞論》）[66]它“以厭為唯一基礎”，“由蛆蟲、腐臭和嘔吐引起反感”，“由鮮血、內臟、脂肪和肉等等引起激動”，“由棄世而對臀部和胸脯等等產生純潔的厭棄”。[67]再如，某些藝術品中蘊含著反諷模式（ironic model）：“反諷式認同指的是這樣一個審美接受層次：一種意料之中的認同呈現在觀眾或讀者面前，只是為了供人們拒絕或反諷。這種反諷式的認同程序和幻覺的破壞是為了打斷接受者對審美對象不加思考的關註，從而促進他審美的和道德的思考。”[68]“拒絕或反諷”是否定性的審美態度，它使讀者超越了角色的立場，從別處審視和批判前者的行為。 

不過，如果反諷所引發的僅僅是理性思考，那麽，詩歌就會被混同為哲學文本，很有可能逸出藝術場域，或者說，其詩性的貧瘠可能導致合法性危機。[69]譬如，在建立史詩體戲劇（epic drama）時，布萊希特曾試圖“以理智的方式掌握世界”，但最終卻不得不修正自己的立場。[70]用尼采的話說，如果詩中夾雜了過多的理性推論，那麽，它就會走上自我謀殺之路，蛻變為概念的合體。[71]或許正是為了避免這種結局，亞里士多德將修辭學和詩學區分開來。從接受詩學的角度看，這絕非偶然：“修辭術……論證那種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人都能認識的事理”，而“敵視、憐憫、忿怒以及諸如此類的情感的激發與事情本身無關”，沈浸於其中必然影響人的判斷力，因此，它不能像詩性制作那樣訴諸情感，所以，“詩歌不是雄辯術，它的目的不是勸說，相反，它是要凈化恐懼和憐憫這種情感。”[72]即使在姚斯所說的“反諷模式”中，讀者同樣會感到歡樂和厭倦（bordom）。這既是一種主動的設計，也是作品被理解的前提：只有援引接受者以往的體驗，接受才可能完成，而這必然伴隨著程度不同的情感反應。事實上，如果觀眾完全“站在局外人的旁觀立場”，他/她“就不能理解劇中人物”。[73]正因為如此，反諷同樣需要訴諸體驗。譬如，為了彌補抽象說教的不足，布萊希特的作品經常建構明晰的意象，以此同時激發觀眾的感受和思考。在《將軍，你的坦克是一輛堅固的車》一詩中，比喻和反諷手法被同時使用，形成了作品的雙翼：

將軍，你的坦克是一輛堅固的車。 

它能摧毀一座森林，碾死許多人。 

不過它有一個缺點： 

它需要一個駕駛員。[74]

“他有一個缺點”是反諷性表述，暴風雨、大象、森林則是可以感受的意象。當讀者感受後者時，輕微的情感反應就會出現，詩性開始展現其力量。如果剃掉了所有的意象，所謂的詩就不過是分行的政論文。無論讀者/觀眾的立場如何，詩本質上都是“待知覺之物”，其接受過程都依賴身體性體驗的激發和調和。[75]離開了觀眾的情感體驗，詩性制作就無法實現其目的。區別僅僅在於所引發的情感不同。

[62]黃寶生主編：《梵語詩學論著匯編》（上冊），第485頁。

[63]埃德蒙德·胡塞爾：《生活世界現象學》，倪梁康、張廷國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第176—177頁。

[64]黃寶生主編：《梵語詩學論著匯編》（上冊），第491頁。

[65]孔帕尼翁：《理論的幽靈》，吳泓緲、汪捷宇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91頁。

[66]黃寶生主編：《梵語詩學論著匯編》（上冊），第51頁。

[67]黃寶生主編：《梵語詩學論著匯編》（上冊），第466頁。

[68]漢斯·羅伯特·耀斯：《審美經驗與文學解釋學》,顧建光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年，第277頁。

[69]Berys Gaut and Dominic Mclver Lopes，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Aesthetics, Ox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575.

[70GrahamBartramandAnthony Waineeds Brecht in Perspective Essek Lomgman House 1982 p 65]

[71]弗里德里希·尼采：《悲劇的誕生》，周國平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第61頁。

[72]亞里士多德：《修辭學》，羅念生譯，北京：三聯書店，1991年，第22頁。

[73]黃寶生主編：《梵語詩學論著匯編》（上冊），第491頁。

[74]余匡復:《布萊希特論》,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63頁。

[75]蘇珊·朗格：《感受與形式》，第2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