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走向多元化的文化產業研究。每個研究者都有自己的文化產業觀，每個學者都可以研究自己認為重要的問題，但要全面理解文化產業，不但上述三種視角缺一不可，而且還需要進一步擴展我們的研究領域和研究方法。必須承認，文化產業不但極大地改變了傳統的文化形態，也從極大地改變了我們的生活世界和社會世界，可以說沒有任何一種視角和方法能夠窮盡文化產業的一切問題。而且，在具體的研究中，視角的選擇依賴於研究的主題事件、研究的目標及範圍，顯然不可能將所有視角都用在單個產品和現象的研究中，但是，當人們對綜合現象進行研究時，諸如海灣戰爭、麥當勞、好萊塢電影時，就需要從多種視角---政治經濟學、文本分析、及觀眾接受等來闡明其所有維度。其實，文化產業既是政治、經濟、文化深刻互動的產物，又在維持既存的政治、經濟、文化秩序方面發揮不可取代的作用，所以要真正深入解釋一件文化產品，也需要我們盡可能多地運用各種視角和方法。

比如，德國的批判理論家是在與現代主義的自主性藝術相對的結構中討論文化產業問題的，他們因此指控文化產業在現代社會不斷增加的理性化和物化過程中的整合作用；英國的文化研究者首先是在與生氣勃勃的工人階級文化、民間文化相對的結構中研究流行文化的，他們並不認為現代社會已經成一台運轉自如的機器而個人不過是其中的功能性部件，因此要具體考察文化產業的接收和使用過程；而當代中國的文化產業是在掙破意識形態的緊身衣而發生發展的，至少在理論上，它具有提高文化生產力、滿足廣大公民的文化發展權和反抗文化殖民、維護國家文化安全之類的積極意義。

這一背景性、結構性差異不僅說明我們不能滿足於把西方文化產業論運用於中國的文化實踐，而應結合中國文化傳統和現實需要，尋找文化產業的中國論說，更重要是說明文化產業研究應當、也可能采取多種社會/文化理論的視野和方法。問題很清楚，如果通過產業化，文化已經滲透進或改塑著整個人類生活世界，那麽，文化產業研究的多元化就不只是一個方法論問題，也是文化產業發展的內在要求。只有綜合使用社會研究各個領域的視角、概念、程序和方法，拒絕畫地為牢式的“學科化”，我們的文化產業研究才能真正開出新境界。

第二，走向批判性的文化產業研究。必須承認，即使在後現代條件下，掌握著權力、金錢和科技的強勢群體與從屬群體之間實際上並不平等，個體並不具備與文化產業體系相抗衡的條件和力量。從而在文化領域，既存在著一種形成了霸權事業的控制力量和集團，同時也存在著反抗這種霸權的力量。問題是，通過各種社會程序和技術媒介，更多體現霸權意志的文化產品已如水銀瀉地般滲透進日常生活世界，對個體來說，問題已不是要不要接受文化產品或選擇什麽樣的文化產品，而是根本無法回避無孔不入的文化產品，挑戰與反抗也只能圍繞既有的文本、話語來進行，因此，英國文化研究雖然誇大了受眾的反抗，但這並不意味文化研究不能或不必具有批判性。

“文化又絕非只是大量生產的一些產品，文化是一種手段，足以賦予人們塑造或改造社會世界，使之更符合人性，文化也是在社會關系的物質基礎不斷進步以後的一種社會實踐。”一方面要承認文化產業的控制性、強制性，另一方面又要發掘個體如何化被動為主動的方式、途徑，揭露文化生產機構可能存在的反個體、反文化的效果，探究文化產品是如何與權力結構、商業體系聯系起來的路徑，評估這些產品在特定社會情境中推進了哪一種政治立場等等。批判並不只是針對統治階級，也應當包括諸如種族、性別及一切與服務於權力關系的意識形態話語，也批判以金錢為文化產品唯一標準的拜物教。批判並不意味著只是消極的拒絕，也蘊涵著對文化產品中差異性、多樣性的關注，對文化產品中真善美價值的高度敏感等等，總之，通過批判性的研究來維持文化產業的人性面孔和人道價值，進行新的社會文化啟蒙：賦予個人以批判主流的文化形式、圖像、敘述以及類型等的武器，讓個人在面對強大的商業/政治權威依然保持力量和尊嚴。

第三，走向評價性的文化產業研究。雖然當代公眾接受文化產品的閑暇時間越來越多，但與文化產業的巨量產品相比，任何個體只能接觸其中的極少的一點點。除非公眾認為所有的文化產品都是等價的、可欲的，文化產業研究就必須具有評價性功能，幫助公眾接觸到優秀的文化產品。文化產業崛起伴隨著一些權勢集團的興起，各種傳播技術的普遍發展與跨國資本主義尋求新市場的努力同步，而且已出現的各種文化形式已被追求最大利潤以及追逐意識形態和文化支配權的大企業所利用，所以文化產業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確實不是清白純潔的，但是，正如已有的研究所表明的，我們又不能把文化產業僅僅歸結為資本主義的主導性意識形態，抵抗商品和意識形態的策略依然存在於文化過程之中，有關公共領域的觀念、新聞的客觀性、藝術創造的概念等等都在抵抗金錢和權力殖民化。

這說明文化產業的生產、流通和消費確實嵌入當代政治、經濟、文化的覆雜網絡這一事實，絕不意味著我們不可能，不應該對產品本身進行分析評價，也絕不意味著我們不可能，不應該在文化產品之間進行比較研究。原因很簡單，在同樣的政治經濟結構中，在同樣的技術條件下，不同文化產品之間仍然有質量、價值的差異，而受眾也確實在各種文化產品之間進行對比、選擇。這就提示我們，文化批評在產業化時代仍然是可行的。斯蒂文森在研究各種媒體文化理論後提出四種人類普遍的文化需要，一是對各種知識的需要，二是理解他人的需要，三是將我們自己理解為一個社會共同體的需要，四是對審美而非工具性界定的文化經驗的需要。激進的多元主義者也許會認為“人類需要”這個概念忽視了文化的特殊性，但是，除非我們能夠提出有些社會組織能比其他的組織更好地滿足人類需要，我們就只能將社會進步的各種觀眾收藏起來。需要（needs）之有別於欲望（wants）在其具有一種評價和批判的潛能。除非我們能夠提出有些文化產品比其他產品能更好地滿足人類的文化需要，我們就不能在文化產業產品之間進行比較和評論。無疑的，上述四種需要如何具體地轉化為文化產業的批評還需要進一步研究。重要的是這些標準必須與廣泛的社會實踐聯系起來。

中國文化產業才剛剛起步，相關的理論研究也很貧乏。如果我們能比較全面地掌握並消化西方世界有關文化產業的種種論說，那麽人們就有可能擁有一個比較高的理論起點。一個有著偉大傳統和深厚資源的大國，理應懷抱一個文化產業大國、一個文化理論大國的期待。2005年9月（愛思想網站2008-0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