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多樣性”之所以優於“文化例外”，在於它不再糾纏於服務性商品的貿易問題，而是轉向民族歷史、可持續發展、社會創造力等問題，真正突出了文化的特殊性。

 不過雖然提法改變了，但實質沒有變，不但一些法國官員依然使用“文化例外”，而且法國政府依然堅持文化產品與服務不適用於自由貿易原則。美國離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年後，於2003年重返該組織。因此在這一年10月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2屆大會上，法美之間繼續展開1993年的爭論。在法國看來，這是保護文化的民族特征；而在美國看來，這是文化保護主義。2013年11月，在布魯塞爾舉行的第二輪《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的談判中，因美國讓步而減少了法美之間摩擦，此舉被認為是“文化例外論”的勝利。

最近的跡像表明，歐盟內部在此問題上還有一定分歧。現任法國文化部長菲莉佩蒂（Aurélie Filippetti）堅持認為：“‘文化例外’不是法國一國關注的事情，不是國家主義和行業保護主義……這是一個歐洲議題，是事關全球發展的問題，是一個不應被列入談判的信念。”不僅如此，法國最近希望排除在自由貿易談判之外的，已不再局限於視聽領域，還應當擴展到了數字領域、新媒體等。另一方面，而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Jose Manuel Barroso）則在2013年6月《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談判前夕的表態稱，自己“贊成保護文化多樣性，但並不能因此在歐洲四周設一條防疫線”。[34]

 “例外論”認為保護是必要的。

第一，政府有義務支持電影和電視的民族產業。這是因為電影電視是當代生活中新型的表達方式，它們的制作需要大量投資，且在資金方面存在著比其他文化產業部門高得多的風險。

第二，按照過去的經驗，政府對電影電視的領域的干預有助於實現文化政策的一個目標：保護過去的偉大作品、藝術傳統和民間藝術，並把它傳給後世。當然，政府干預也包括為新作品的產生提供有利條件。

第三，保護民族特性和承認每個國家都有創作從內容到形式都反映其個性的新作品的權利。

第四，電影和音像制品可以成為藝術作品，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國家必須給那些有能力創作出這樣偉大作品的人以機會。

第五，世界各國在法律上是平等的，每個國家都可以實施對它自己來說是最好的文化政策。

第六，在遍及全球的“娛樂標準化”的威脅下，各國文化都不可避免地出現同質化趨勢。沒有政府的支持，就不可能阻止全球范圍內精神的單一化趨勢。

第七，作為對“例外論”的補充，保護主義者強調，國家內部的“其他的文化”也應得到保護。[35]

在古奈所說的之外，我們還可以為法國人補充一點，“例外論”並不意味著拒絕美國電影。不少法國人認為，法國電影過分追求藝術化，對觀眾需求考慮不夠。近年來，不少法國電影導演也從好萊塢電影中受到啟發，把美國電影中的一些表現手法和技巧引入法國電影，這種外來文化與本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做法收到了較好效果。[36]2013年初，法國外交部長法比尤斯與文化部長菲莉佩蒂聯合簽署的文件概括法國的立場說：“法國之所以強大、受到尊重，是因為法國擁有自己的價值觀，擁有文化遺產和創造力。文化是法國的一張王牌，是我們的財富，是我們未來的一部分。我們因此需要捍衛文化例外，特別是在與美國的貿易談判中。這涉及到保護文化多樣性，保障弘揚法國文化的能力。”[37]

 對於堅持實行全面自由貿易政策的支持者來說，反對這種“例外論”實即保護論的理由也非常充分。第一，在經濟上，取消所有貿易壁壘和歧視性措施的有利於所有國家。只有這樣，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分工才成為可能，並帶來很多好處。第二，在技術上支持本國電影和音像產品所實施的政策注定是要失敗的。面對好萊塢這樣的巨頭，其他國家都不是對手。隨著科技進步，好萊塢產品可以以極低的價格通過衛星和網絡傳播到全球每個家庭，所有國家都改變不了這個定數。第三，在文化上，政府資助和配額制是行不通的，天才不是補貼出來的，偉大的創作者靠的是實力，而不是規定、稅收、文化或偽文化的官僚主義。第四，資助政策有損於個人自由，實施這些政策的後果是政府的選擇被強加在觀眾個人的身上。第五，電影電視產品不能被認為是通常意義上的藝術與文化，這些商品和服務是與遊戲、小調、美食、抽煙喝酒、購買衣服一樣的“大眾文化”。

第六，保護主義帶有狹隘的和倒退的民族主義，與當前人類通過各國人民接觸增多後關係日益緊密的發展方向相違背。各國文化在封閉的環境中必然衰敗，最終只能降格為“民俗”。[38]上述第四點理由或許是最有力的。美國電影工業協會主席在討論世界關貿易協定時說過：“讓消費者決定他們相要看的，這好比讓他們決定選擇什麽一樣。讓他們決定他們要看什麽，自由給予評價，相信他們的感覺。應用在文化產品上的惟一制裁是市場上的成敗。”[39]2013年美國《華盛頓郵報》的文章概括了美國的立場：“……殊不知，受到保護才能發展的文化是談不上自信的。‘文化例外’干擾了文化產品和服務的自由流通。把文化產品和服務定義為與‘純粹的’的經濟不同的商品和服務的做法，暗示了文化保護主義不受自由貿易協定限制。更糟糕的是，它給其他國家為酒、咖啡、紡織品等一些商品申請為文化表現形式，進而獲得貿易保護提供了政策支持。”[40]

 [33]參見[法]貝爾納·古奈：《反思文化例外論》（2002），李穎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32—46頁。據古奈的看法，1993年歐代表並沒有表述出“例外論”的通常含義。因為他們沒有要求電影和音像制品全部不遵守自由貿易規定，並且今後也不被列入協議。當1994年簽署最終協議時，這些產品恰恰就被列入今後受世貿組織條款管轄的服務項目名單。不過由於談判者沒有通過任何特殊條款，自由貿易規則暫不實行，事情也就維持原狀。當然，它就歐盟不想讓電影和音像制品無條件地遵守自由貿易的規定這一點而言，“例外論”確實可以概括其立場。

 [34]引自葉飛等：《歐洲抗衡美國文化的一盤棋——解讀“文化例外”政策》，載北京：《中國文化報》2014年1月30日第11版。

 [35]參見[法]貝爾納·古奈：《反思文化例外論》（2002），李穎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54—58頁。

 [36]參見郭京花：《文化多樣性：法國外交新主題》，載北京：《參考消息》2003年10月30日第15版。

 [37]鄭苒、樊煒編譯：《外媒說“例外”》，載北京：《中國文化報》2014年1月30日第11版。

 [38]參見[法]貝爾納·古奈：《反思文化例外論》（2002），李穎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58—62頁。

 [39]引自[法]阿芒·馬特拉：《世界傳播與文化霸權——思想與戰略的歷史》（1992），陳衛星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版，第342頁。

 [40]鄭苒、樊煒編譯：《外媒說“例外”》，載北京：《中國文化報》2014年1月30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