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多樣論”能否取代“例外論”？

“全球化”確實比“文化帝國主義”更好的敘述了當代文化的全球流動和競爭，但這並不意味著全球文化在平等地、自由地流通和競爭。文化全球化的主要內容是文化資本、商品、服務和理念的全球貿易，但並不是每個國家都有同樣的輸出能力或跨國文化能力，政治、經濟上的弱國、小國，很可能也是文化上的弱國、小國。

壓力之下當然不都是消極接受，相反，它激發了抗拒文化全球化的沖動和運動。美國批評家詹姆遜（Frederic Jameson）概括地說：“許多人認為，全球化的真正核心問題是世界文化的標準化，地區流行的傳統或傳統的文化形式被逐出或沈默無語，從而使美國的電視、音樂、食品、服裝和電影取而代之。

這種對美國模式現在正取代其他一切模式的擔心，現在已超出文化范疇，擴散到我們剩餘的兩個范疇：因為這個過程在一個層面上顯然是經濟支配的結果——是地區文化工業因美國的競爭而倒閉的結果。在一個更深的層面上，這種焦慮變成了一種社會的焦慮，而文化的焦慮只是一種征象：換言之，這種恐懼是，特定種族—民族的生活方式本身將遭到破壞。”[31]這種焦慮不但彌散在發展中國家，也發生在西方世界；不但表現為反全球化的社會運動，也表達為抵抗策略並形成一些理論觀念。

全球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全球化浪潮，其主要動力主要來自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宗教原教旨主義，其主要原因是缺乏有力的全球治理結構來應對全球難題，而經濟危機和移民衝突則是其直接原因。[32]反全球化在文化上有多種表現形式，法國政府組織了巨額資金和龐大的官員隊伍來維護獨特的法國文化，西班牙、韓國、巴西提倡本國電影，加拿大政府阻止美國連鎖書店巨頭博得書店（Borders）進入，印度甚至禁止進口可口可樂，而最尖銳、最不可妥協的當然是以“恐怖主義”形式表現出來的宗教原教旨主義。在“聖戰”（血腥的政治認同）和“麥當勞世界”（不流血的經濟利潤）這兩個極端之間，還存在著各種中間性的立場和選擇，其在政策和理論上的表達之一是“文化例外論”。

 “例外論”的背景是，當時的美國電影出口額在所有出口產品中已位居第二，僅次於航空產品。美國的文化產品廣泛進入歐洲，在英國，國產電影只占10%的市場份額，在意大利只占5%。法國是保護國產文化產品最力的國家，但美國電影也占據了60%的市場，而在影碟唱片方面占80%以上。法國則是歐盟國家中抵制美國電影比較突出的，以文化部長雅克·朗（Jack Lang）為代表的社會黨人，以文化的特殊性為由，試圖組織一場“抵抗運動”來向美國進口文化“宣戰”。法國密特朗政府制定了統一的圖書定價、電影資助帳戶、影音節目配額制等一系列文化政策，以保護法國文化。在電影產業方面，政府嚴格實行“配額制”，規定廣播電視40%的時間必須播放本國產品，同時還加大力度扶持本國電影業，在財政資助之外，還保證國產電影的發行渠道，並以門票附加特種稅（平均一張門票加11%）以支持法國電影。1993年下半年，在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中，美國秉持其自由貿易立場，認為電影和所有的音像制品屬於100%的自由貿易產品，要求凡是采取措施保護其電影和音像產業的國家必須立即堅決終止這些措施，開放文化市場，特別是電影和電視市場。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一方則認為，電影和電視產品也是商品，所以關於商品交換的很多規定也應該嚴格適用於這些產品。但是這些服務畢竟不同於一般商品，所以應該在涉及這些產品時采取特殊規定，這一規定只能通過深入研究後才能制定，因各國情況不同，每種產品所顯示出來的問題也不一樣，因此要單談單議。法國的態度是堅決的，即使談判陷於僵局，也要堅持“文化例外”。“例外論”並未在此輪談判中通過，但當時的歐共體還是拒絕美國文化產品的自由進入，最終形成的是一個折中方案：1、電影和音像產品將來肯定會被列入世貿組織的最終協議，各方成員方都將嚴格執行該協議。2、這兩種產品的列入並不會迫使各成員方在這兩個有爭議的領域遵守世貿組織的各項規定；各成員方仍可按自己的意願繼續支持本國的電影、音像生產，除非他們另有安排。[33]雖然早在1980年代，加拿大和法國政府就提出“文化例外論”，但只是從1993年開始，此論才由一國戰略變為歐洲共識，被用來概括歐盟和其他一些國家的立場，並成為一個公共辯論的議題和媒體炒作的概念。“文化例外論”強調，文化產品/服務因其具有精神與價值內涵而不同於一般商品，因而不適用於自由貿易原則。

 20世紀末，法國也認識到“例外認論”不是一個很好的概念，因為文化產品既有價值觀的方面，也有商業性的方面。烏拉圭多邊貿易談判屬於世貿組織的活動，而自由貿易則是西方世界的傳統共識，因此在貿易談判中堅持“文化例外”，理論上上難有作為。特別是“9·11”事件之後，法國政府也看到，缺乏文化理解和溝通是造成西方與其他國家和地區衝突的原因之一，所以加強對話、增進理解是反恐的基礎之一。為了使更多的國家接受其思想和立場，法國政府將有關文化產品問題的討論從世貿組織（146個成員國）轉向教科文組織（190個成員國），總統希拉克在200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此時美國已退出該組織）的大會上正式把“文化例外”的提法改為“文化多樣性”，這一概念在大會通過的《文化多樣性宣言》中得以全面表達。一般認為，世貿組織由美國主導，而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歐洲國家特別是法國有較大發言權，因此“自由貿易”與“文化例外”兩種觀念，世貿組織與教科文組織兩上國際組織，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以美國與以法國為主其他西方國家的分歧。

 [25][美]艾倫·J.斯科特：《城市文化經濟學》（2000），董樹寶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50頁。

 [26]同上書，第251頁。

 [27][法]尚—皮耶·瓦尼耶：《文化全球化》（1999），吳錫德譯，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年版，第90、92頁。

 [28]同上書，第117—118頁。

 [29][美]Schiller，H.（1991），‘Not yet the poster-imperialist era’，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8:13-28.另參戴維·莫利、凱文·羅賓斯：《認同的空間——全球媒介、電子世界景觀與文化邊界》（1995），司艷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06—308頁。

 [30][美]丹·席勒：《傳播理論史——回歸勞動》（1997），馮健三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16、117頁。

 [31][美]詹姆遜：《全球化與政治策略》（2000），《詹姆遜文集》第4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66—367頁。

 [32]當然，即使2016年6月23日英國“脫歐”通過公投，全球化經濟一體化仍然是主流，全球文化交流也仍然在深化。

 [33]參見[法]貝爾納·古奈：《反思文化例外論》（2002），李穎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32—46頁。據古奈的看法，1993年歐代表並沒有表述出“例外論”的通常含義。因為他們沒有要求電影和音像制品全部不遵守自由貿易規定，並且今後也不被列入協議。當1994年簽署最終協議時，這些產品恰恰就被列入今後受世貿組織條款管轄的服務項目名單。不過由於談判者沒有通過任何特殊條款，自由貿易規則暫不實行，事情也就維持原狀。當然，它就歐盟不想讓電影和音像制品無條件地遵守自由貿易的規定這一點而言，“例外論”確實可以概括其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