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文化產業競爭並不始於全球化。1969年，美國學者居巴克（Thomas Guback）就在其關於國際電影工業的研究中，分析了歐洲與美國在電影工業部門里的力量關係，並向歐洲各國政府提出忠告：“在15年或20年前，歐洲人看到外國參與是一種援助……他們將需要時間來認識危險。如果應該讓經濟獨立性和文化完整性占上風，歐洲的政府和工業應該回應美國工業發起的兩個挑戰：電影投資和國際發行系統……獨立不和意味著在藝術和金融的意義上‘最好’的電影，這好比國際化並不意味著‘最好’的電影。但是自治中以增長多樣性和不同觀點的機會。”[41]有一點需要指出：“文化例外”中的“文化”就是也許是用詞不當。文化的范圍太廣泛了，被法國等認為應當“例外”而且美國等國認為應當進行自由貿易的，並非所有文化產品，而主要是電影、廣播、音像制品及出版，而這些產品既是藝術，也是商品。全球貿易中所爭論的“文化”，只是一部分文化產業的產品和服務；法美所爭，在於一部分文化產業的產品是否應當“例外”。事實上，法國從來不拒絕外來優秀文化，法國文化的精華是世界性的而非民族性的。

 “例外論”的優勢在於其文化傳統和國家政策的支持。只要承認文化不同於其他商品，那麽貿易協議就應該包含著“文化例外”。圍繞這一點，美國學者思羅斯比（David Throsby）為保護主義提出了兩個理由。“首先，比方說，在能夠自由選擇的情況下，法國的消費者可能確實只喜歡看美國電視節目，喜歡看外國電影而不是法國電影。然而，需要弄清的是，他們的選擇是不是根據完全信息做出的，或者所做的選擇是其基本偏好的真實表達。有證據表明，即使人們並不總是親自消費來自本地的文化產品，他們也願意花費代價去保護本地文化特性的表現形式。”[42]這不是只是地方情感、民族意識使然，也是因為本土文化生產了諸如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這些公共商品，它也培養了本土人才，為之支付成本是合理的。另外一個理由是，不同社會的最終目標絕不限於經濟利益，文化認同、民族和個體的自我尊嚴也是非常重要的。

 “例外論”的真正困難在於，僅就貿易而言，文化產品與其他產品並無實質性區分。文化產品有特殊性，種種工業產品又何嘗不是各有特性？而且，文化產品確實也不是靠保護生產出來的，而且全球化的趨勢也表明，保護是不可持續的。針對歐洲的各種保護性措施，美國電影協會主席瓦倫蒂（Jack Valenti）質問道:“ 為什麽歐盟要有配額制？ 難道已經存在了一兩千年的民族文化會由於播放了美國的電視節目而消亡？”[43]法國學者古奈（Bernard Gournay）在介紹雙方觀點後最後引用的兩個觀點是值得重視的：第一，保護民族產業就是采取一種純防衛性的姿態。這當然解決不了問題，看看馬奇諾防線上發生的事就可以斷定這一點。第二，想要保護一種文化就是承認它是弱的，強勢的、有活力的文化不需要保護，它自己就能支持自己。率先研究文化經濟的美國學者泰勒·考恩（Tyler Cowen）認為，法國和歐洲電影的出口市場之所以在1970年崩潰，主要原因之一在於電視普及，電視機數量的增加伴隨著電影觀眾的減少。美國也曾有過類似的危機，但電視在美國的傳播早於歐洲十年以後，好萊塢也就因此率先並成功地迎接了這一挑戰，形成了能夠自我強化的動力機制。“好萊塢電影在全球范圍內更為成功，而同時歐洲電影則瞄準了數量少但較有保障的收入來源，比如國家補貼、電視播放權、國有電視臺。於是一個惡性循環出現了：歐洲制片商在全球市場上越是失敗，則越依賴本國電視收入和補貼；他們越是依賴於電視收入和補貼，在全球市場上就越是失敗。”[44]

在可以看得見的時期內，有關“例外論”的爭論不會停止，即使改用“文化多樣性”也不能解決這個爭論。200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1屆大會通過的《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提出了文化“多樣性”（diversity）與“多元化”的問題：

文化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種不同的表現形式。這種多樣性的具體表現是構成人類的各群體和各社會之特性所具有的獨特性和多樣化。文化多樣性是交流、革新和創作的源泉，對人類來講就像生物多樣性對維持生物平衡那樣必不可少。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化多樣性是人類的共同遺產，應當從當代人和子孫後代的利益考慮予以承認和肯定。

在日益走向多樣化的當今社會中，必須確保屬於多元、不同和發展之文化特性的個人和群體的和睦關係和共處。主張所有公民的融入和參與的政策是增強社會凝聚力、民間社會活力及維護和平的可靠保障。因此，這種文化多元化是與文化多樣性這一客觀現實相應的一套政策。文化多元化與民主制度密不可分，它有利於文化交流和能夠充實公眾生活的創作能力的發揮。 

[41]Thomas Guback, The International Film Industry, Western Europe and America Since 1945.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69.P.203.

 [42][美]戴維·思羅斯比：《經濟學與文化》（2001），王誌標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43頁。

 [43]引自[英]D·普特南：《美歐電影分歧的焦點——文化屬性與商業屬性間的衝突》，北京：《世界電影》2000年第4期，第68頁。

 [44][美]泰勒·考恩《創造性破壞——全球化與文化多樣性》（2002），王誌毅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頁。2000年7月, 針對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前後的種種“保護論”，中國學者汪丁丁在《財經》雜誌上發表評論說：“為‘民族生存’擔憂的理由，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保護民族工業’的要求。從後者又自然而然地可以制定一系列保護‘戰略產業’的政策。而無數‘條條’、‘塊塊’的既得利益集團又可以自然而在地把自己的部門經濟列入‘戰略保護’的范圍，於是競爭不再是市場，競爭轉變為政治的、幕後的，錢與權的交易。這是真正讓人擔憂的，因為從這里可能滋生出無數‘官僚壟斷’的運作方式，無數‘創租’與‘尋租’的行為。結果是效率進一步下降和更多的工人失業，更重有農民賦稅，更低的失業津貼，更不平衡的社會心理。為‘民族生存’擔憂嗎？看一看這個民族的主體在舊體制下的生存狀況吧1”（汪丁丁：《危險來自何方》，《記住“未來”——經濟學家的知識社會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版，第19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