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文化化就是以藝術、美為原則來重新構造世界，這時的“藝術”就是文化產業的產品，而美則是重新定義的純粹的快感和滿足——“從嚴格的哲學意義上講，現代的終結也必然導致美學本身或廣義的美學的終結：因為後者存在於文化的各個方面，而文化的範圍已擴展到所有的東西都以這種或那種文化移入的方式存在的程度。”[29]現代終結之後是後現代。就後現代取消了藝術與生活的界限而言，後現代是一場文化革命。此即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說的：

新革命以兩種方式早已開始。一是，藝術領域中獲得的文化自治如今開始跨越邊界進入生活舞臺。後現代主義潮流要求以往在幻想和想像領域已經耗竭的所作所為，如今必須在生活中上演。藝術和生活沒有區別。藝術中所許可的所有事情在生活中也被允許。其二，曾經被小團體實踐的生活方式——不管是波德萊爾對生活的冷面相對還是蘭波的幻覺狂怒——如今被“大多數”復制（當然在社會中仍是少數人，但就數目而言並不少），並控制了文化領域。……曾經局限於小範圍精英之內的波希米亞生活方式，如今被大眾媒體的巨大屏幕展現出來。[30]

既然藝術已經擴展到人類的生活的所有方面，那麽，這種藝術也就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創作”，而是一種日常行為，藝術與非藝術、反藝術合而為一。詹姆遜明確地指出：“在19世紀，文化還被理解為只是聽高雅的音樂、欣賞繪畫或是看歌劇，文化仍然是逃避現實的一種方法。而到了後現代主義階段，文化已經完全大眾化了，高雅文化與通俗文化、純文學與通俗文學的距離正在消失。商品化進入文學意味著藝術作品正成為商品。”[31]這樣，不但藝術終結了，傳統形式的文化也終結了。波德里亞指出：

我們需要一個之於文化就像“美學”之於作為象征體系的美一樣的詞匯。我們缺乏這樣一個詞匯來表達這種信息、文本、圖像、經典傑作或連環畫的功能化實質，這取代了靈感和情感的編了碼的“創造力”和“接受力”，這針對含義和傳播的指導性集體工作，這受到一切時代一切文化攪擾的“工業文化”，而我們由於沒有為它的找到更好的名稱而不惜遭到各種誤解仍繼續把它叫做“文化”。[32]

當美、藝術不再是原來的美、藝術時，文化也不是原來的文化。在經濟富裕、政治民主的西方社會，人們需要重新設計自己的生活，追求質量、品味、個性和風格。藝術的生活化、人生的藝術化等古老理想通過文化產業而得到部分落實。閱讀、觀影、歌舞、演藝、娛樂、旅遊、時尚等成為日常生活的構成要素，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世界、傳播自己的認知和判斷、欣賞自己的手藝和作品等已不再是少數藝術家的專利，而逐步成為普通人的生活內容。文化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文化，而是新的社會生活原則時，文化產業也就成為當代經濟社會的支住產業。

2、“先鋒”作為商品

現代藝術與西方世界現代化過程中不斷發生的文化、社會、經濟和政治變革相關聯。19世紀，是西方藝術走向頂點的時刻，也是資本主義體制收編一個個領域的時刻。文藝復興以來，西方藝術逐步擺脫了對宗教/政治的控制而成為相對獨立、自律的審美活動，但在資本主義市場交換體制與商業價值取向的“三M”——金錢（money）、博物館（museum）和市場（market）——對社會文化實踐持續不斷的侵蝕下，以學院派為代表的藝術或淪為展示和交易，或僅僅作為談論和保存的對象而進入我們的生活。詩人波德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看到，“偉大的傳統亦已消失，而新的傳統尚未形成。”“藝術一天天地減少對自己的尊重，匍匐在外部的真實面前，畫家也變得越來越傾向於畫他之所見，而非他之所夢。”[33]哲人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也認為：“當批評家支配著劇場和音樂會，記者支配著學校，報刊支配著社會的時候，藝術就淪為茶餘飯後的談資，而美學批評被當作維系虛榮、渙散、自私、原本可憐而絕無創造性的社團紐帶了。……結果，沒有一個時代，人們對藝術談論得如此之多，而尊重得如此之少。”[34]類似的議論成為19世紀下半葉以後談論藝術的基調之一。

[29][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遜：《文化轉向》（1998），胡亞敏譯，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109頁。

[30][美]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1976），嚴蓓雯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4頁。引文中的蘭波（Arthur Rambaud），是19世紀的法國詩人。

[31][美]弗雷德里克·傑姆遜：《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1985），唐小兵譯，西安：陜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 第147—148頁。

[32][法]讓·波德里亞：《消費社會》（1970），劉成富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頁。

[33][法]波德萊爾：《1846年的沙龍》（1846）、《1859年的沙龍》（1859），《波德萊爾美學論文選》，郭宏安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299、49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