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常識”、“事理”與“學理”

用佛家一語，或許，寫專欄的散漫文字，恐怕切忌“帶相”吧。我決意擺脫既定的主義概念框架，而只從自己的日常真實的生活感受出發去構築自己的言說世界，其實這並不意昧著，我只重“事理”而蔑視“學理”，拒絕任何主義“概念”而只依憑日常的經驗常識。說實話，我對今天諸般玄奧的“後學”其實並無固定成見，我其實反而是時時喜讀那些術語新穎、見解新異的文字的。知識學理上的斑斕本身就是一種魅惑的景觀，而概念拼圖式的智力遊戲也是有閱讀快感的。況且我也註意到許多見解確實“手執真理的一端”，即便只是“一端”（哪怕僅為“一得之見”呢），也是需要正襟危坐視之的。只是有時讀罷掩卷，會有《紅樓夢》中的“甄士隱”（真事隱）之感——只覺滿眼碧翠而腳跟虛浮，“學理”炫麗得遮掩了“事理”，思考的基點便有“一腳踩空”之感。我便渴望，能讀到在相關問題上從真實的“事理”出發去構築“學理”立場的論說文字。

比方，信息科技時代的人文環境和人情隔膜的問題，曾讀到余英時和李亦園教授在台灣東吳大學一個關於“科技時代的人文傳統”的對談，余英時先生如是說：“這是科技主導、掛帥的時代，科技把我們的每一個面都主導住了，但我們不能因為科技主導，而開始反科技。科技研究與現代技術為人類帶來許多生活便利，有很多正面的東西，相形之下，人文研究則有一種被冷落的現象……”(見台灣《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02年9月9日)余先生進而從人文研究缺乏正面建樹、遠遠落後於科技發展提出許多自省式的思考，從傳統的“禮”、“修身”的蛻變到西方的“專業”、“科目”的分工造成的影響，去具體追溯當今人文發展滯後的原因。這樣的議論言說，沒有排空放炮的轟鳴震撼，卻有面對真實、鞭辟入裏的具體質感，可觸可感，也可按可索，竊以為正是建立在堅實“事理”基礎上的“學理”文字。

又如，關於“全球化”與中國自我定位的話題，曾經在知識界引起過至今仍眾說紛紜的議論。許多反對中國融入“全球化”、加入WTO的批評文字，以相當雄辯的“學理”和大量資料數據立論，讓人肅然有所思，卻又茫然無所措（不過我認為許多意見確實也“手執真理的一端”，這樣的討論是非常有意義的）。

最近，讀到劉再覆先生在香港“中國文化與全球化”研討會上的一個發言，開宗明義說道：“中國進入世界經濟結構和參與全球化的過程，是一件好事。我作此明確的判斷，不是不知道全球化可能帶來三種負面效果：社會的變質、生態的破壞和人心的黑暗。但是，這些問題既會在全球化的過程中發生，也可在全球化過程中解決。……我支持全球化，考慮的中心不是國家的榮耀，也不是文化的榮耀，更不是知識分子的地位，而是人民的福祉，是多數中國人如何過好日子。（參與）全球化是中國人謀求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在這樣明白曉暢的“事理”基礎上，劉再覆再具體進入“學理”性的闡發：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肯定“欲望的權利”與加強對“欲望的制衡”。（見《明報月刊》2002年5月）

這裏無意展開“科技與人文”或“全球化與中國”等相關問題的討論，況且余、劉先生的看法也僅止一家之言，也只是“手執真理之一端”。我特意摘引一二，其實是因為從二位學界長者的言論中看到一種平實面對事實、問題的言說風格，也是為了“借他人之酒杯澆一己之塊壘”——理清自己立論言說的理路：如何面對常識，面對真問題，面對真實的歷史與社會的經驗感受，從“事理”出發去構築“學理”的命題、框架，同時吸納各方智見。我這樣說，是因為想到前述的那個“邏輯自洽”之疑。最近在網絡上讀到許多在“學理”上雄辯滔滔，在“邏輯自洽”上絕無問題的高言大論——可以旁征博引福柯、德裏達、薩義德、詹姆遜等“反霸權”、“反殖民”之“大師之言”，從“學理”上肯定“文革”“鞍鋼憲法”與“五七指示”，進而肯定“反帝防修”、“上山下鄉”與“五七幹校”，再進而肯定“階級鬥爭為綱”、“繼續革命”、“七八年再來一次”與“全面專政”！

這樣的“邏輯自洽”真是令人悚然心驚：原來，雖然“事理”不能代替“學理”，但“學理”卻不可以離開“事理”。正如“常識”不能代替理論思考，但任何理論思考決不能離開“常識”一樣。那些遠離經驗真實、常識事理已經十萬八千裏的“邏輯自洽”與“學理”轟炸，是可以把簡單明白的經驗事實推到一種如此荒謬的“理論語境”的——文風與學風的炫然誇飾，原來是要從“手執真理的一端”，過渡到“重蹈謬誤的全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