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被聯合國定為“不同文明間對話年”。似乎伊朗是這一活動的主角之一，是“對話年”的發起國。在2000年9月的“文明對話會議”上伊朗總統哈塔米做主要發言，有一句話頗有警世的味道：“一個徹頭徹尾為政治、軍事、經濟條件所控制的世界最終不可避免地要破壞環境，摧毀一切精神和藝術的家園 使人的心靈無所依歸”。這一倡議對國際關系的影響和意義，以及伊朗領導人的意圖，不是本文的關注點。它引發我深思的是：歐美人認同基督教文明，西亞北非許多民族以伊斯蘭文明為旗幟，作為世界公認的幾大文明體系之一的中華文明，今天究竟如何定義？真的，今天中國在世界上能自稱代表什麽樣的精神文明呢？

方今中國經濟發展迅速，舉世矚目，軍事也列入核大國。精神卻遇到了危機，民族自性（national identity）成了問題。作為一種主流的社會傾向，重器物輕精神之風達到高峰。從歷史上看，轉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圈：古代中國只重文。風光一時，名傳青史的率多是不事家人生產的文人，那些為建設物質文明作出偉大貢獻的被列入工匠，除個別例外，其名與學都不傳。後來在西方的“奇技淫巧”前吃了大虧，先進人士大力提倡學習聲、光、化、電，在船堅炮利方面急起直追，在這追趕過程中全社會重理工輕人文之風逐漸形成。1949年以後，由於意識形態原因，這一趨勢更走向極端。高校院系調整明顯地發展工科，壓縮文科（為方便計，本文提到“文科”包括人文與社會科學）。“文革”中，在大學幾乎停辦的關鍵時刻有“最高指示”曰：“大學還是要辦的，我主要指的是理工科大學”，文科如何，就不言而喻了。今天，知識及其“分子”理論上得到重視，事實上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語。我們告別了反對一切“物質刺激”，單憑對一個人一種思想的忠誠枵腹從公的年月，卻跳到了登峰造極的“物質主義”，一切都納入商品經濟，包括本屬於精神領域的事物，只有賺錢的功能才被承認。因此文不如理，理不如工，工不如商，文科表面上在發展，卻備受限制和歪曲，實際上被視為政治或工商的附庸。有一位史學教授朋友曾告訴筆者：他參加了一次文科教學會議，主持會議的一位教育界負責人指示：“人文要為科技發展服務，沒有用的東西少教點！”他只有苦笑。那位負責人的意見是有代表性的，“人文有什麽用”是最常聽到的問話。而所謂“有用”又是最急功近利的短期物質或政治效應之用。以此衡量，大半文史哲的內容都該取消，或作牽強附會的改造。如今，國人對於器物方面的發展，瞄準“國際”，緊追快趕，全民投入，義無反顧；而在精神上卻空前迷茫，無所適從，仍然徘徊於自大與自卑之間，反對“西化”仍是重要口號。但是經歷了大張旗鼓的“與一切傳統徹底決裂”的中國文化和一代新人，用什麽去抵擋“西化”（姑不論其含義是什麽），又用什麽載體去承載、挑選和吸收外來文化？

與此並存的是另一極端：動輒以“五千年文明”自詡。既認為文史哲無用，又以文明古國自豪，是自相矛盾的，因為實際上中國人足以引以自豪的輝煌的文明，主要就是先秦諸子的哲學思想。那時王權還沒有完備到能夠建立統一的意識形態，是中國歷史上真正有不受拘束的思想自由的時期。斯時也，真是群星燦爛，思想活躍而豐富，千載之下仍感到那智慧的光芒。不過，今天某些方面人士把“五千年文明”放在口邊，還是從實用主義出發，用以抵制“西化”，或在老一套政治思想工作失效後，作為一種替代。偶然在電視新聞中看到我國一位外交官，在挫敗了西方國家提出的有貶損我國政府內容的“人權”決議案後，得意地對記者說，我們五千年就這麽走過來的，我們還要走下去，你們有什麽資格教訓我們！“五千年”在這裏是最典型、最方便的用法。對此，我第一個閃過的想法是，那麽，你把近150年來仁人志士為之拋頭顱、灑熱血的事業置於何地？特別是涉及人權，能沿著五千年的道路走下去嗎？當然，外交官的即興發言不必深究，舉此例只是說明一種對待歷史文明的實用態度。

自20世紀90年代起，尊孔之風在中國盛行一時，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反對“西化”是其政治層面。更多的善良人士是有感於人欲橫流、見利忘義、世風日下，想從我們民族的傳統美德和夫子遺訓中找出路。誠然，載入經典的學說和倫理道德規範支撐了幾千年的中國社會，也曾經造就足為全民風範的盛德君子。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這是孔夫子理想中的施教化的程序：先由“君子”以身作則，然後對老百姓產生無形的影響，就像風過處草向一個方向低頭一樣。其實這種教化的程序由社會精英倡導某種思想和價值觀，然後傳播開來是文明傳播的普遍規律，中外皆然。不過在中國不太成功。一是中國太大，教育又從未普及，而且歷代實行的是愚民政策，從未讓老百姓知其所以然；二是聖人之教到底不是宗教，缺乏超現實的強制力量；三是在中國君主專制、等級森嚴的社會裏，知識和道德行為都是有等級的，所謂“禮不下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