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已經進入文明階段的國家，它的社會大都有階級的存在。不同階級的人群，彼此不但在經濟上、政治上、社會地位上有明顯的區別，在文化上也顯然有著“楚河漢界”。我國至少從商代起就有這種社會分化，到了近代，上層社會貴族、富豪的文化，跟社會中、下層一般民眾的文化不僅是互相區別的，甚至是互相對抗的。單從意識形態具體表現之一的文學看，情形就很顯然。長時間以來，封建社會（以至於後來的半封建社會）中那些擁有財產、握有權力的上層人士自然擁有符合自己要求和趣味的正統文學。而廣大勞動人民和城市平民，他們也有自己的生活體驗和欲求，有從原始社會繼承下來的文藝傳統，因此，必然也要產生和享有自己的文學。但是，在那樣的時代，上層人士一般都抱有成見，對於這種中、下層的文學都是鄙視的，是否認它的價值的。“五四”時期，那些從事新文化活動的學者們，大都是具有愛國思想和受過近代西洋文化洗禮的；同時他們又比較熟悉中國的傳統文化。他們覺得要振興中國，必須改造人民的素質和傳統文化，而傳統文化中最要不得的是上層社會的文化。至於中、下層文化，雖然也有壞的部分，但卻有許多可取的部分，甚至還包含著極其寶貴的遺產（這主要是從民主 主義角度觀察的結果，同時借鑒了西洋近代學術理論）。“五四”以來，這方面的學術活動得到了比較有條理的發展，我把它重要的四個方面分別論述如下。（一）白話升格及方言調整所謂“口承文化”，包括人類的各種口頭文字以及用語言傳承的各種人生經驗和知識。近代學者把語言作為構成民族概念的重要條件之一。鴉片戰爭以後，清朝政府在外交 和對外戰事中節節失敗，有識之士覺得非參照歐美國家情形，改革某些固有制度，大力開通民智不可，否則不足以抵禦敵人，保存自己。而要開通民智，必須迅速普及教育。但是要完成這種任務，就必須統一國語，特別是使書面文字與口頭語言統一起來。而當時實際情形到底怎樣呢？當時，在我國幅員廣闊的國境中，絕大多數省份的人民跟朝廷及一般讀書人所使用的文字是不相同的，是各自成體系的（只有小部分基本詞匯和語法彼此還有關聯）。於是，有識之士不得不大力宣傳運用白話寫作的必要，並且把主張付諸實踐，例如辦白話報、用普通話寫作小說或教育文學。

1919年初，北京大學的學生傅斯年、羅家倫等又創辦《新潮》月刊，致力於新思潮、新文化的提倡和推進。語文統一、普及國語的運動也隨之迅速發展了。

正在那時候，“五四”運動的滔天浪潮湧起了。“五四”運動興起後，由於學生界的覺醒和愛國宣傳的需要，一時全國白話小報如雪花紛飛。據學者統計，當時這種小報有400多種。1920年1月，教育部通令全國把國民學校（小學）的一二年級國文改語體文，到了1923年，連中學的國文科也改為國語科。此後，專題刊物上的文章和文藝、學術著作一般都采用當代的口語了。

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於1922年把本來獨立的歌謠研究會收編進去，又陸續成立了方言調查會和風俗調查會。歌謠是“方言的詩”（有人更進一步謂之“方音的詩”），歌謠和方言的關系是很密切的。因此，《歌謠》周刊刊行後，學者在收集、整理上自然要碰到探究方言的問題。所以早在《歌謠》的前身《歌謠選》時期，就委派了負責審音的人（沈兼士、錢玄同）。《歌謠》周刊出版後，曾陸續發表過這一類的文章，例如《歌謠與方言調查》（周作人）、《歌謠與方言問題》（童作賓）等。方言調查會成立前夕出版的《歌謠增刊》（1923年12月17日）更集中發表了幾篇文章，其中有錢玄同、黎錦熙、魏建功等的論文。但是，從理論上看，更值得註意的是林語堂的論文《研究方言應有的幾個語言學觀察點》和沈兼士的論文《今後研究方言之新趨勢》。

北大方言調查會成立後，雖然成績不大，但已經粗略地建立起這種新人文學科。在當時它是新文化活動的一個方面，也正是在興起的民俗文化學的一個分支。這個有相當意義的學術活動後來似乎很少被學人提起過。(二)口承文藝的發掘在我國長期的封建社會裏，廣大群眾，特別是勞動人民，因為沒有機會接受教育、學習 文化，因此，一般不能享受文字的閱讀和寫作。但是，他們既是同樣經營著社會生活的人，又有著自己固有的一套文藝傳統與文化傳統。他們不能沒有觀感、思索、想象與欲求，所以也不可能不產生和享有自己的一套文學——以語言表現和傳播的口承文學，包括神話、傳說、故事、歌謠、諺語及小戲等。這種野生文藝，在創作和傳播上也有一些脫產或半脫產的民間藝人，但更多的是業余的作者或說唱者。由於他們缺少豐富的文化修養和專業訓練，也由於沒有更多的工夫去琢磨，他們的文藝發現光彩照人的珍珠寶貝。

明代中葉以後，有少數知識分子逐漸看到民歌、笑話等的好處，加以稱賞或收集（例如楊慎、李開縣、馮夢龍等人所為）。那時，中國社會形態已經透露了新的曙光，因而世人的心智也有了一種朦眬的覺醒。

到了近代，特別是晚清時期，由於社會的發展和政局的威迫，由於西方文化、學術的傳播和激發，不少有識之士開始認識到民眾文化的意義、價值，或加以評論（如魯迅、蔣智由等對於神話的言論），或加以利用（如敖嘉熊運用山歌形式傳播新思想）。同時也有些舊式的學者出於對鄉土的感情（或兼有對民間文藝本身的由衷喜愛），收集、整理了家鄉的歌謠、諺語（如範寅編印的《越諺》）。到了民國初年（“五四”的前夕），受英國人類學派理論影響的周作人，連續寫作了《童話研究》《古童話釋義》及《兒歌之研究》等論文。在這前後，魯迅也發表了號召建立國民文藝研究會的文章。他們兄弟還親自采錄歌謠或征集童話。這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候了。

1917年的春天，是中國文藝上疾雷驚蟄的春天。“文學革命”的呼聲和新詩創作的實踐很快喚起了青年們的覺醒。第二年（1918年）的春天，在劉半農、沈尹默的建議和蔡元培的支持下，北京大學成立了歌謠征集處和歌謠研究會，他們在《北京大學日刊》上增設附刊《歌謠選》，並發表《征集近世歌謠簡章》。到1923年冬，北大建校25周年紀念日，歌謠研究會編印《歌謠》周刊。

北大歌謠研究會，除了廣泛收集歌謠和發行周刊之外，在那個時期還編印了《吳歌甲集》（顧頡剛）、《看見她》（童作賓）等歌謠叢書。《歌謠》周刊不但每期都刊登歌謠材料，同時也登載探索和討論歌謠的理論文章，還有理論譯文。其中有些意見，到現在還是值得回味的。周刊在開始一段時間刊載的資料和討論的問題，比較局限於歌謠範圍。後來擴大內容，傳說故事、通俗小調及風俗習 尚也包括在內。“五四”運動以後，歌謠運動也在廣泛開展，周刊開始刊載新政論、

新學理論文及新文藝作品，同時也登載本地歌謠，或轉載這類材料。“五四”時期，口承文藝的發掘與探索，是民俗文化學的初期建立階段，也是整個民俗文化學興起的重要方面。（三）通俗文學登上文壇自唐、宋以來，那種產生和流傳在城市的通俗文學逐漸興盛起來。到了明、清時代就更加繁榮了。現在所謂文學史上的“四大小說”，就是在這一時期出現的。從作品的種類看，除了較大型的小說、戲曲外還有小型的小調、俗曲等，當中占重要地位的是小說。前期它的產生過程及演變，據一般推測，大略如下：先有一些民間流傳的故事，城市的民間藝人把它們收編起來（中間可能還有“書會先生”的參加）加以演說和不斷修改；接著，某些文人學士看上了它們，又把它們修訂、編纂（或再創作）、印行出來；到了後期，有些不得意的文人就利用這種形式直接創作作品（例如《紅樓夢》《儒林外史》等）。其他種類的通俗作品，其產生、發展過程大略也是如此。例如彈詞，它的起源，可能要追溯到唐代的佛曲，甚至戰國的“成相”。不管怎樣，它首先是民間彈唱的文學形式，並且有過演說史實的作品在口頭流傳，但是到明代中後期就已經有文人仿作，像楊慎的《廿一史彈詞》。到了明、清易代的時候，抱著家國之痛的文人，就更要借它（彈詞的形式）來抒發自己的滿腔悲憤之情了。熊開元的《擊築余音》、小說家李伯元還用它寫作過《庚子國變彈詞》。像梁啟超這樣的志士文人，就曾用廣東的戲曲形式寫過《新羅馬傳奇》。而後來反對新文化運動最得力的林紓（晚清時他還是一個社會改良主義者），也曾在白話報上發表過通俗文學形式的道情。這裏還要提出的是在這一時期，新學界對於那些傳統的通俗文學（如小說、戲曲等）都有比較新穎的見解，如胡 適對傳統小說的考證和序論等。當時這些工作，對於提高通俗文學在文壇的地位，無風俗、習 尚，本身當然是一種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