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語讀寫

伴隨俄國災難性遠東戰役的終結的，是國內暴烈的動亂。我的母親沒有被嚇倒，在國外度假式地生活了幾乎一年之後，她帶著三個孩子回到了聖彼得堡。這是一九〇五年初。國家事務需要我的父親留在首都；立憲民主黨——他是創始人之一——即將於次年在首屆杜馬中贏得多數席位。那年夏天，在一次和我們在鄉間短暫相聚時，他懷著愛國的驚愕確知我和弟弟能夠用英語讀寫，卻不會用俄語讀寫（除了KAKAO和MAMA之外）。於是決定請村子里小學的校長每天下午來給我們上課，帶我們散步。 

隨著我的第一套水手裝上附帶的哨子的一陣尖利而快樂的哨聲，我的童年將我召回到那遙遠的過去，叫我再一次和我那令人快樂的老師握手。瓦西里·馬季諾維奇·熱爾諾斯科夫有著蓬鬆的棕色鬍子、正在變禿的頭和青藍色的眼睛，一個眼睛的上眼皮長了個令人著迷的贅疣。他第一天來的時候，帶來了一盒特別吊胃口的方木塊，木塊的每一面上印著一個不同的字母；他使用這些方塊時就好像它們是無比珍貴的東西，說起來確實也是（而且還能夠用來給玩具火車搭成絕妙的隧道）。他敬重我的父親，父親不久前才重建了村子里的學校，並且使學校現代化了。作為自由思想的老式象徵，他引人注目地用一根鬆垂的黑領帶隨便地打了個蝴蝶結。當他和我，一個小男孩，說話的時候，使用第二人稱的復數形式——不像仆人用時的拘謹，也不像母親在充滿柔情、比如說我發燒或者丟了一個小小的火車乘客（仿佛用單數形式太單薄，承載不了她愛的分量）的時候會用的樣子，而是以一個人和另一個他沒有熟悉到可以用“thou”說話的人說話時所用的有禮貌的普通口吻。他是一個充滿激情的革命者，在我們鄉間漫步的時候他常常會急切地比劃著，談論人類、自由、戰爭之惡以及炸死暴君的不幸（可是我覺得有趣）需要，有時他會拿出當時很流行的和平主義的作品Doloy Oruzhie！（譯自伯薩·馮·祖特內爾的《放下武器》），用冗長乏味的引文來款待我，一個六歲的孩子；我試圖反駁：在那個幼小好斗的年齡我為流血辯護，憤怒地保衛我的玩具手槍和亞瑟王騎士的世界。當所有激進分子被無情迫害的時候，熱爾諾斯科夫被送到苦役營，但他設法逃到了國外，一九三九年在納爾瓦去世。

在某種意義上，我能夠繼續沿著我個人的小路又前進了一段，要歸功於他。這是和那亂世中的十年的大路平行的一條小路。當沙皇在一九〇六年七月違反憲法解散了杜馬以後，一些議員，包括我父親在內，在維堡召開了一次反抗的會議，發表了宣言，敦促人民抵制政府。為此在一年半多以後他們被捕入獄。我的父親被單獨囚禁，和他的書、他的折疊澡盆及他的那本J.P.穆勒寫的家庭體操手冊，一起度過了雖說有些寂寞但卻是寧靜的三個月。母親到死都保存著他設法讓人偷偷帶給她的信件——用鉛筆寫在手紙上的快活的書信（我於一九六五年把這些信發表在羅曼·吉賴恩堡在紐約編輯的俄語評論《空中道路》的第四期上）。他重獲自由的時候我們都在鄉下，是村里小學的校長指揮了慶祝活動，在父親從火車站回家的路上安排彩旗（其中一些公然就是紅的）和用松針做的拱門及矢車菊——父親最喜歡的花——花冠歡迎他。我們小孩子們也到村子里去了，我是在回憶起具體的那一天的時候，無比清楚地看到了那條閃爍著陽光的河流；那橋，還有某個漁民留在橋的木欄桿上的馬口鐵罐刺眼的反光；那椴樹覆蓋的小山和它玫瑰紅的教堂及安葬著母親家的亡者的大理石陵墓；那條通向村子的土路；那在土路和紫丁香叢之間、裸露出片片沙土、長著藍綠色矮草的一條草地，紫丁香叢後面是搖搖晃晃排成一排的佈滿圓斑和青苔的木屋；離舊的木結構校舍不遠處的新的石砌校舍；以及，當我們的馬車很快駛過時，從村舍間一聲不響高速沖出來的牙齒極白的那隻小黑狗，留著它的叫聲，等它無聲的沖刺將它最終帶到疾駛的馬車近旁時爆發，這是它最開心的。（本書由王家湘翻譯）（小題由本網站小编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