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崗沒有洗那些肉骨頭，他將它們放入了鍋子以後，也不放作料就拿進廚房，往裏面加了一點水後便放在煤氣竈上燒起來。隨後他從廚房走出來，走進了自己的臥室。

妻子正坐在床沿，坐在他兒子身旁，但她沒看著兒子。她的目光和山峰剛才一樣也在窗外。窗外有樹葉，她的目光在某一片樹葉上。他走到床前，兒子的頭朝右側去，創口隱約可見。兒子已經不流血了，枕巾上只有一小攤血跡，那血跡像是印在上面的某種圖案。他那麼看了一會後，走過去把兒子的頭搖向右側，這樣創口便隱蔽起來，那圖案也隱蔽了起來，圖案使他感到有些可惜。那條小狗從床底下鉆出來，跑到他腳上，玩弄起了他的褲管。他這時眼睛也看到窗外去，看著一片樹葉，但不是妻子望著的那片樹葉。“你為什麼不揍他一拳。”他聽到妻子這樣說。妻子的聲音像樹葉一樣在他近旁搖晃。

“我只要你揍他一拳。”她又說。…

山峰問母親：“是誰把我兒子抱出去的？”

母親擡起頭來看看兒子，愁眉苦臉地說：“我看到血了。”

“我問你。”山峰叫道，“是誰把我兒子抱出去的？”

母親仍然沒對兒子的問話感興趣，但她希望兒子對她看到血感興趣，她希望兒子來關心一下她的胃口。所以她再次說：“我看到血了。”然而山峰卻抓住了母親的肩膀搖了起來：“是誰？”

坐在一旁的山崗這時開口了，他平靜地說：“別這樣。”

山峰放開了母親的肩膀，他轉身朝山崗吼道：“我兒子死啦！”山崗聽後心裏一怔，於是他就不再說什麼。…

那天早晨和別的早晨沒有兩樣，那天早晨正下著小雨。因為這雨斷斷續續下了一個多星期，所以在山崗和山峰兄弟倆的印象中，晴天十分遙遠，仿佛遠在他們的童年裏。

天剛亮的時候，他們就聽到母親在抱怨什麼骨頭發黴了。母親的抱怨聲就像那雨一樣滴滴答答。那時候他們還躺在床上，他們聽著母親向廚房走去的腳步聲。…

一九六0年四月三日的中午，我出生在杭州的一家醫院裏，可能是婦幼保健醫院，當時我母親在浙江醫院，我父親在浙江省防疫站工作。有關我出生時的情景，我的父母沒有對我講述過。在我記憶中他們總是忙忙碌碌的，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我幾乎沒有見過他們有空余的時間坐在一起談談過去，或者談談我——他們第二個兒子出生時的情景。我母親曾經說起過我們在杭州時的生活片斷，她都是帶著回想的，情緒去說的。說我們住過的房子和周圍的景色，這對我是很重要的記憶。我們在杭州曾經有過的短暫生活，在我童年和少年時期一直是想像中最為美好的部分。

我的父親在我一歲的時候，離開杭州來到一個叫海鹽的縣城，從而實現了他最大的願望，成為了一名外科醫生。我父親一輩子只念了六年書，三年是小學，，另外三年是大學，中間的課程是他在部隊裏當衛生員時自學的。他在浙江醫科大學專科畢業後，不想回到防疫站去，為了當一名外科醫生，他先是到嘉興，可是嘉興方面讓他去衛生學校當教務…

意大利《晚郵報》請我寫一篇關於中華人民共和自五十周年的文章，我就想起前幾天和幾位朋友社長安街旁的飯店吃晚飯，吃完飯準備回家時，發現長安街已經封鎖了，說是國慶遊行的隊伍正在排練，我只能讓出租車繞很遠的路回家。出租車司機告訴我，這些日子差不多每天晚上十點鐘以後，長安街都會被封鎖，就是為了參加國慶的隊伍進行遊行排練。我在報紙上讀到:到了國慶節的那一天，參加遊行慶祝的人有五十萬。這只是參加表演的人

數，如果算上前去觀看的人，我想肯定會有一百多萬。我還在報紙上讀到:國慶時，在天安門廣場東側，北京最大的公共廁所將會建成開放，報紙上說這個廁所有四百七十平方米，而且還用文學的語言描述它——"潔白的地板磚，精致的壁墻，舒緩的輕音樂，寬敞舒適的大廳，空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