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在危機中打破界限，建立命運的共同體…

3、後疫情時代，知識的傳播應更加包容 

楊光：在疫情嚴重時期的緊急狀態下，各個國家采取的特殊防範措施，雖然打破了正常的社會秩序，限制了我們生活中的一些自由，但是為了整體的利益是必要的。我們保持社交距離和相互隔離，在社會整體層面恰恰是一種團結和互相尊重的表現。所以，社會正義和個體自由不應該完全是矛盾的關係，要把握好這種張力中的度。東方儒家文化圈的一些國家所采取的緊急措施，在實行方面要明顯好於西方。人們會問，在後疫情時代，人類社會能否回歸之前的正常狀態？還是疫情期間的“例外狀態”會成為新常態？可以預見的是，在後疫情時代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方式，以及接觸外界事物的方式都會發生改變。…

2、疫情讓我們更加珍惜公共空間

楊光：病毒狡猾多變還可以迅速傳播、蔓延，而科學家和病理學家們的應急反應，好像總是慢半拍，在某些國家和地區導致了人們對科學的懷疑。其實在世界歷史上出現過的幾次大瘟疫面前，專業的醫學知識也經常束手無策。大面積的流行病菌與整體性的生態、自然環境的變化是相關的，這就要求一種覆蓋面更廣、涵蓋眾多維度的學科來應對。除了自然科學，也需要人文社會科學的參與，形成一種宏大的、綜合性的生命科學和生命政治學。…

楊光：病毒基因序列的變化，實際上是一種結構性的改變，所以與其預設病毒在變幻的表象後面，有一個不變的本質和實體，然後追問其是什麼，不如從對其結構變化的分析入手，分辨病毒的種類和不同的顯現和傳播方式。

莫蘭：病毒並不是一個真正的生命體，因為它唯一的功能就是復製自己的基因組，為此它需要一個宿主細胞。這樣看來，病毒像一種寄生蟲，是在宿主中活動的微小顆粒，沒有宿主它就不能移動和復製。科學家認為病毒的自身傳播是機械的，這個意義上像一種計算機病毒。…

1、病毒揭露了西方社會深處的等級結構

楊光：尊敬的莫蘭教授（Dermot Moran），您兩年前作為國際哲學團體聯合會主席，在北京主持了世界哲學大會，給中國哲學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疫情期間，您在波士頓學院組織師生線上上課，同時也和許多哲學家一樣，對新冠病毒和疫情所引發的危機做出了哲學上的反思。2020年註定會成為歷史的節點，很榮幸有機會在“光明國際論壇對話”與您一起，從哲學的角度討論新冠病毒給人類社會帶來的影響。…

“當代建構主義的話語分流表明，建構主義在從哲學向社會學的延伸中，逐漸舍棄了其在本體論和認識論層面上的意義。……當建構主義思想被引入技術的社會學研究之後，便只剩下了方法論上的意義，對於這一點，許多學者也已指出，即技術具有可選擇性和社會建構性，對技術發展應采取相對主義或曰對稱性的分析方法”[9]。

技術的社會建構論，起源於20世紀80年代的中期，其標誌是比克、休斯和平齊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