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文藝「後人類敘事」的倫理困惑與道德悖論的根源也許仍然在人類自己身上，網絡科幻小說的相關思考和傳統科幻文藝對於「技術生命」以及人類變成「偽神」後的倫理焦慮一脈相承，「弗蘭肯斯坦」的幽靈仍然在人類頭頂上回蕩。此外，人類對自我主體中某些「神性」要素依然懷有深刻的警惕和忌憚。「也許，我們將站在人類與『後人類』歷史的這一巨大分水嶺的另一邊，但我們卻沒有意識到分水嶺業已形成。」…

羅斯對人類三個多世紀的生命政治實踐有更細致的劃分，他認為18-19世紀生命政治是一種事關生命支配權、族群治理模式的「健康政治」，體現了君主對被統治者的「權力意志」；20世紀生命政治更關注民族國家治理的規範化與體制化，強調柔性的規章制度、組織關係和文化習俗對人的生命意志的控制、規訓與重塑，因此是一種「種族治理」和「權力規訓」。21世紀生命政治則是福柯和阿甘本之外的「第三種政治」，它關注人類通過技術手段探尋生命機能與潛力，改善生命的生存條件並借此處理與其他智慧物種的關係，因此是一種「跨/泛智慧」物種的「後人類」生命「倫理政治」。[23]（P.3）

早先的生命政治實踐在三百年來的科幻文藝中都依托於這種「人類中心主義」的敘事倫理而被建構起來，但是「後人類主義」及其話語範式在1970年代的出現徹底改變了這種狀況。…

網絡科幻小說的「游牧身體」揭示了「後人類」近乎無限的生命機能與身體經驗的多重可能。它不僅是人類身體的技術延伸，也是多姿多彩的生命活力在可然與或然相統一的生存空間的無限延宕，即身體主體性建構永遠處於未完成狀態。網絡科幻小說建構的各類「游牧身體」讓每一具身體都能衍生出無限多的「分身」或「子體」，一種生命可以體驗無數種身體經驗。它讓生命體驗不再局限物理—生理—心理機理共同決定的面目、結構和功效，獲得可以自由形塑、賦義和創構生成豐富多樣生命體驗、生活形態和生存狀況的潛力，單一有限的人生體驗在語義表征中被注入了無限之「多」的審美價值追求。

網絡科幻小說的「游牧身體」也是一種哲學意義上的「元身體」…

在網絡科幻小說「星叢式」文本系統中，角色成長、冒險、尋寶和戰爭等情節是在不同路徑的副本網絡中生成的。不同副本故事線對於人物形象及其情感關係的塑造亦呈現出不同的面貌，如此特殊的文本路徑設定與人物形象刻畫也必將產生新的敘事藝術與審美經驗。「遍歷式」文本使網絡科幻小說在敘事中產生了一種新角色，即擁有德勒茲意義上的「游牧身體」[16]（P.240-280）的形象。



這類角色類似於網絡游戲玩家控制的虛擬人物，它們以「工具人」形式存在於小說的眾多副本中，參與任務，構建情節，探索小說中的各種「異世界」，「完形」故事情節的每個「節點」，進而展現小說的世界圖景。「游牧身體」「在屬於別人的土地之間遷徙，就像游牧民族在並非自己的寫就的田野上一路盜獵過去，掠奪埃及的財富以獲得自我的享受。」在此過程中，「文本於是成了文化武器，成了一片只供私人打獵的禁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