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把堅持人類尊嚴和普遍人權道義準則作為衡量媒介工作的基本尺度,那麼堅持這些原則的媒介知識分子便可以說是一種社會作用,而不僅僅是一種媒體工作職業。一個媒介工作者能否稱得上是“知識分子”,看的不是學歷,也不是單純的“專業水準”,更不是他究竟在使用文字還是圖像，而是他的社會關懷和價值立場。無論是使用文字還是圖像，知識分子發表言論，行使的都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不是知識分子的特權。所以媒體知識分子一定同時也是公民知識分子。

文字可以辨明事理,呈現真實,也可以混淆視聽,弄虛作假。言辭可以使人思想清晰、獨立思考、冷靜決斷,也可以使人頭腦麻痹、人雲亦雲、狂熱盲從。這兩種文字和言辭的不同影響(當然還包括種種處在這二者之間的灰色地帶混合影響),都直接與文字使用者的價值立場用關,也都屢屢發生在我們現實的社會生活之中。圖像的使用也同樣具有兩面性和曖昧性。…

布魯麥特舉了這樣一個例子，國家慶典時,電視向公眾展示神情堅毅、掛滿勳章的將軍,提示歷史的光榮和軍事機器的強大。而那些倒在血泊中的普通士兵圖象則可能在作另外一種提示,提示戰爭的人性代價和暴力鐵血機器對人的敗壞。［註33］圖象完全可以成為社會爭論的一個公共論壇,在多媒體時代的今天,圖象不只是在電視中展現,而且還在網絡和其它空間中展現和傳遞。在網絡傳媒的各種信息中,圖片的點擊率往往是最高的。當然,網絡上大量的圖象僅僅是消遣性的,並沒有公共信息的價值。然而,也正因為如此,那些遭到政治強權敵視和壓制的嚴肅公共信息圖象,才有了避免被立刻審查刪除的藏身之地。…

貝耐特對新聞從業者也有五條建議，總的原則是要有公共社會問題意識, 不要把註意力只是放在政要、名流或娛樂性的消息上面。第一,要就問題談問題,不要把公共問題個人化，不要把官員個人的日常活動當作最重要新聞來報道。第二,要關註並幫助形成公共議題,在客觀報道之外,還應該有自己的觀點。第三,避免使用陳腔濫調、口號式的語言,更不要粉飾太平、阿諛權勢。第四,要為普通受眾著想,使用清晰明了的術語,說清事情的前因後果,幫助受眾避免因一知半解、以偏概全而簡化事實。第五,在敘述故事時,應該點明故事背後的社會問題,並提供解釋，作出應有的價值判斷。［註42］…

許多媒體研究者和批評家都特別關註那些阻礙公共問題思考的媒體邏輯或認知思維方式。他們認為,電視裏的“商品化”、“說故事”、“看圖”、“個人化”等等特征都是特別有害的。“商品化”讓人覺得人的所有需要和欲望都是物質性的,只要有錢,沒有不能解決和滿足的。“說故事”總是運用程式化的老套子，盡量把人物和情節化簡,以敘述代替分析和評價。“看圖”則是把註意力放到眼前,社會問題再大、危機再深,只要沒圖象,皆可眼不見、心不煩。“個人化”把一切化為可敘述的個人故事,去除掉一切“引導人們公共思考的概念,如階級、制度、結構、權力分配、社會公正,等等。”［註24］

在所有這些被視為阻礙公眾思考的媒介特征中,又以思維的圖象化最遭詬病。圖象時代的公眾對政治現實的認識已遠不如文字時代的公眾。格拉博（Doris A…

媒介研究者對文字和圖像關系的討論,有的涉及電視媒介本身的文字和圖象關系,有的則涉及電視圖象媒介對其它傳統文字媒介的影響。〔註５〕早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波爾丁(D. Boortin)在《圖象:假事件的引導》一書中就已經開始了對電視圖象的詰難。［註６］從那以後,便不斷有論者重申褒文字、貶圖象的媒介批判立場。許多論者認為,電視圖象根本不適合嚴肅話語,唯有文字才是討論公共政治、政策、公共價值和公民事務的必要話語。他們批評電視敗壞了公共討論的形式,危害了公共話語的理性。〔註７〕…

2007年9月下旬至10月初,美國公共電視台PBS在舊金山灣區播放由伯恩斯（Ken Burns）導演制作的大型七集二戰紀錄片《戰爭》(The War)。開始播放當天,《舊金山紀事報》在頭版上刊登了諾爾特（Carl Nolte）介紹此紀錄片的文章,題目是《老兵說,沒有紀錄片能捕捉經驗》。［註１］這個看起來象是反宣傳的題目,連同一整版對許多二戰老兵的采訪,提出了一個與媒介工作者和公共話語密切有關的問題,那就是,當今最重要的電視媒介,它的圖象和文字,究竟能在什麼樣的作用中介入和引導對重大歷史事件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