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耐特對新聞從業者也有五條建議，總的原則是要有公共社會問題意識, 不要把註意力只是放在政要、名流或娛樂性的消息上面。第一,要就問題談問題,不要把公共問題個人化，不要把官員個人的日常活動當作最重要新聞來報道。第二,要關註並幫助形成公共議題,在客觀報道之外,還應該有自己的觀點。第三,避免使用陳腔濫調、口號式的語言,更不要粉飾太平、阿諛權勢。第四,要為普通受眾著想,使用清晰明了的術語,說清事情的前因後果,幫助受眾避免因一知半解、以偏概全而簡化事實。第五,在敘述故事時,應該點明故事背後的社會問題,並提供解釋，作出應有的價值判斷。［註42］

貝耐特還對政府和官員提出了五條建議,其基本出發點是,政府應當對媒介起到中立而公正的協調和監督作用,而不是把媒體據為己有。第一,政府有責任限制個別政治家憑借權勢或金錢(競選募集的經費)過度占有媒體,獲得壓倒競爭對手的發言優勢。第二,要對政黨如何在媒介上發表政見作出制度性規定,以確保公共辯論的公正程序、內容和倫理,防止言論壓制、個人攻擊、誣蔑中傷等等。第三,要鼓勵不同媒體間的多元競爭, 防止媒體的壟斷。第四,在鼓勵多元競爭的同時,還要幫助非主流的、代表弱群體的媒體,讓它們在不對等的競爭中有存在和起作用的機會。第五, 要維護媒體作為公共服務機制的作用, 防止媒體惡質化為商業或黨派利益的工具。［註43］

貝耐特的這些建議都是例舉性質的,不是教規條例。這些建議涉及了批評者在電視媒介中所看到的一些問題(商業化、說故事、圖象化、個人化)同時也就如何克服這些問題提出了積極可行的正面建議。這種建議本身就是一種媒介批評和公民參與行為。一味的懷疑和揭露會把人變成“犬儒主義者,而不是批評者。”［註44］在信息控制實際存在的情況下,公民們應該利用國際社會多元媒體所提供的機會, 積極主動地尋找自己需要的真實信息。

公民通過多元媒體渠道，克服電視的局限，積極主動了解事實真相，不久前就有一個實際的例子。那就是2007年9月緬甸政府對民眾運動的軍事鎮壓。在美國,關於這個事件新聞報道的高潮是9月26日軍警向群眾開槍的那一天。9月26日之前,美國電視新聞就已經有關於僧侶和群眾上街遊行要求政治自由和民主的報道。報道具有電視媒體批評者所列舉的“說故事”、“圖象處理”和“個體化敘述”等特征。

首先，報道套用了“民主”和“專制”對抗的現成故事情節。對於想詳細了解緬甸政治現實和歷史背景的觀眾來說,這是一種過於簡約的媒體信息。其次，電視圖象以成隊成隊,穿著紅色僧袍的人群造成了強烈的視覺形象,提示民眾抗議的如火如荼。對於想要全面了解緬甸社會各階層、利益集團的觀眾,這種“圖象”當然也是過於簡約。再者，電視采訪遊行參與者,他們的面孔讓觀眾對個別群眾抗爭有了充分“個人化”的可能。9月26日,軍警對僧侶和民眾開槍鎮壓。媒體在對緬甸事件的報道之外,添加了這樣一條報道:聯合國開會商討如何對緬甸政府傳達國際社會的震驚和憤怒,但由於中、俄的反對,聯合國無法通過譴責緬甸政府鎮壓民眾的提案。這一報道又是十分簡約,它並沒有告訴觀眾,中、俄兩國為什麼不讚成這樣的提案。

9月28日緬甸統治者切斷了網絡這個最後還能向外部世界傳遞信息的渠道, 軍警在旅館裏搜查外國記者,沒收一切照片、錄像。美國媒體電視媒體更是只能用零碎的圖象來提示專制政權的暴力和恐怖,如散落在大街上的帶有血跡的拖鞋,被打得頭破血流的僧侶,俯臥在水塘裏的和尚屍體。美國電視還播放了緬甸新聞的畫面，官方電視播音員正襟危坐,指控暴民打傷維持秩序的軍警。然而，電視並不是緬甸事件的唯一信息來源。沒有新的圖像畫面，緬甸事件並沒有就此從美國公眾的視線裏消失。10月3日，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舉行關於緬甸問題的聽證會，向公眾提供更深入全面的信息。關心此事件的公眾還可以從網絡上獲得其它有關信息。

說電視媒介報道過於簡約,那只是比較公眾可以通過其它媒介渠道獲取更詳盡信息而言的。比起完全不報道, 簡約的報道所起的公共信息作用畢竟要大得多。電視媒介雖然具有批評者所說的“故事”、“圖象”和“個人”特征,但這些特征並不具有必然“保守”的本質。這是因為媒體工作者完全可以在運用這些傳媒手段時，對報道的事件做出了符合人類尊嚴和人權普遍道義準則的價值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