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研究者對文字和圖像關系的討論,有的涉及電視媒介本身的文字和圖象關系,有的則涉及電視圖象媒介對其它傳統文字媒介的影響。〔註５〕早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波爾丁(D. Boortin)在《圖象:假事件的引導》一書中就已經開始了對電視圖象的詰難。［註６］從那以後,便不斷有論者重申褒文字、貶圖象的媒介批判立場。許多論者認為,電視圖象根本不適合嚴肅話語,唯有文字才是討論公共政治、政策、公共價值和公民事務的必要話語。他們批評電視敗壞了公共討論的形式,危害了公共話語的理性。〔註７〕

電視媒介影響遍及人們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領域，許多媒體論者在其中察覺到公共話語面臨的深刻危機。批評電視圖像媒體妨礙和危害公共話語，一般有兩個批判著眼點或論述途徑。第一是批評電視傳媒把公共話語變成消遣;第二是強調電視傳媒信息的傳遞特征會限制和淺化人的認知和思維，不利於獨立思想、多元開放的公共討論,因此具有保守的政治傾向。這兩種批評都把文字的萎縮與公共話語的萎縮聯系在一起。

第一種批評以波茲曼(Neil Postman)在《娛樂至死》中的論述最為著名。波茲曼認為,“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品都已經變成為與娛樂行業同類的附屬品,……結果是,我們成為已經處在娛樂至死邊緣的民族。”［註８］電視影響令公共話語陷入了非常令人擔憂的境地,“我們的文化,它的信息、思想和知識特征都來自電視,而不再是印刷文字。”［註９］電視傳媒為我們提供“傳媒喻說”(media metaphors),我們就用這些喻說來辨認世界，並將之感知為文化。［註10］由於電視傳媒如此深刻地在影響人們對現實的辨認和感知,它已經事實上左右了“我們的意識和社會制度”。［註11］幾十年以前,電視剛出現的時候,不過是前一代現代技術傳媒無線電廣播話語的插圖。但今天電視的作用已非同尋常，“公眾所關心的每一種問題--政治、新聞、教育、宗教、科學、體育--沒有不被放進電視的。這就意味著,對這些問題的公共理解,沒有一個不帶有電視的偏見。”［註12］

波茲曼是在美國特定的歷史傳統中猛烈批評電視的。他認為,美國共和民主制度的基礎是公開辯論和公眾對這種公開辯論的普遍興趣。十九世紀林肯和道各拉斯間的公開辯論（Lincoln-Douglas debate）可以連續幾個小時,普通民眾都能全神貫註地傾聽他們的辯論,並隨後在他們自己中間展開辯論和演說。公開辯論和演說是民主政治的要素之一。在二千多年前，古代希臘的歷史學家修昔底德斯(Thucydides)在其所著《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就已經顯現出演說和辯論的公共作用。這部歷史著作中包括了許多以影響他人和公眾為目的的演說。波茲曼認為,電視時代的美國人比起十九世紀來,積極思考公共問題的能力退化了,電視只適宜於表述一些容易表述的想法,而這樣的想法逐漸竟然變成了公眾全部想要和以為值得表述的思想。圖像令人的思維幼稚化，波茲曼特別擔憂的就是這種電視圖象代替文字所造成的公共思想退化。

波茲曼認為,以十九世紀的美國報紙為代表的文字是一種比二十世紀電視為代表的圖象優越許多的公共交際媒介。只有文字傳媒才能充分為公眾提供他們處理日常事務的信息。［註13］與此相比,今天的電視讓觀眾對什麼都只有一些淺嘗輒止的了解,各種各樣的世界吉尼斯紀錄、稀奇古怪的事情,這種所謂知識對公眾處理自己的日常問題並無幫助,美其名為“知識”,其實就是純粹的消遣娛樂。這種信息相互之間沒有聯系,既不能幫助人們了解現實問題的本質,也不能形成持續的理性話語。［註14］波茲曼認為,公共生活的話語必須借助文字形成具有“建議”(proposition)的內容, ［註15］也必須由此而具備公共話語“說明”(exposition)的形式。［註16］只有公共話語越多地運用語言文字,公眾才越有能力作概括而抽象的思考。

第二種對電視妨礙公共話語的批評集中在電視表現的不同方面，大都與電視限制和淺化人的認知和思維有關。阿爾西特(D. C. Altheide)和斯諾(R. P. Snow)非常重視以電視為代表的電子傳媒對普通人思維方式的影響,“當今(電視)傳媒的宰制是通過這樣一個過程來實現的,媒介的一般方式和特殊形式已被社會(民眾)所接受,媒介的邏輯基本上已經組織和界定了文化的內容。”［註17］一旦公眾將電視媒介的邏輯內化和自然化為公共“常識”,“媒介和觀眾就會用同一邏輯去理解社會現象。”［註18］阿爾西特和斯諾認為,電視媒介的視覺邏輯限制了人們對社會現象的認識,因此在政治上是保守的。

其他媒介批評者也提出過類似的看法。例如，庫倫（J. Curran）提出,由於傳媒只是展示社會制度,這種單純的展示很容易就此顯得象是自然的發生。［註19］凱爾勒(D. Kellner)也指出,一般民眾會以為“既然都上了電視,那一定是真的。”［註20］梅羅維奇 (J. Meyrowitz)稱這是電視的假現實性效果。［註21］克內爾(I. Connell)說,電視上對公共事件的解釋都只是某些人的解釋,但又“總是說成是‘許多人’和‘大多數人’的看法。”［註22］伯蒂肯（B. H. Bogdikian）指出，在美國，媒體壟斷的情況已經非常嚴重，在世界的一些其它地區，國家權力更是公然以壟斷媒體來控制新聞。看起來有許多電視頻道、電台、報紙，其實都是發出同一個聲音。［註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