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麥特舉了這樣一個例子，國家慶典時,電視向公眾展示神情堅毅、掛滿勳章的將軍,提示歷史的光榮和軍事機器的強大。而那些倒在血泊中的普通士兵圖象則可能在作另外一種提示,提示戰爭的人性代價和暴力鐵血機器對人的敗壞。［註33］圖象完全可以成為社會爭論的一個公共論壇,在多媒體時代的今天,圖象不只是在電視中展現,而且還在網絡和其它空間中展現和傳遞。在網絡傳媒的各種信息中,圖片的點擊率往往是最高的。當然,網絡上大量的圖象僅僅是消遣性的,並沒有公共信息的價值。然而,也正因為如此,那些遭到政治強權敵視和壓制的嚴肅公共信息圖象,才有了避免被立刻審查刪除的藏身之地。

圖像對公共問題的提示可以成為文字公共話語的一種“轉化”,而不單純是一種“退化”。基於這樣的轉化，圖像的“約簡”也可以成為電視傳媒時代形成的一種新形式公共話語。以文字為公共話語的優先方式,或者唯一正當方式,把分析性說明當作為唯一不二的說理方式,都可能忽略媒介知識分子的根本社會作用，這個作用是伸張社會正義，而不僅是運用文字。運用文字的能力再好，也未必就能起到媒介知識分子應該起到的社會作用。媒介知識分子公共話語作用不體現在為“理”論而理論,“公共話語的真正要點在於在公共討論中要有明確的(價值)意義判斷和立場選擇。”這樣的價值判斷和立場選擇並不需要“一定由長篇大論來表述。”［註34］

媒介知識分子向公眾提供他們的價值判斷和立場,運用文字還是圖象(或其它提示方式),區別其實不在於一個批判,另一個保守,而在於一個已經有了傳統和先例,而另一個還有待於形成傳統和創造先例。當然,象電視圖象這樣的媒介手段,它本身就是一種體制結構,個體知識分子與之對抗,就象徒手的面對持槍的,首先面臨的就是力量不對等的形勢。正因為如此,掌握電視媒介機器的權力可以從從容容地運作一種有權者對無權者的“軟性統治”,“電視用挑選讓觀眾看到什麼(來統治他們),這個過程不是以強迫的形式來完成的,而是利用電視新聞敘述故事誘導解讀的辦法,誘導觀眾的積極讚同。”［註35］布魯麥特指出,不管電視制作如何處心積慮,總有的觀眾會反過來看,倒過來聽。［註36］

類似的見解別的媒體研究者也曾提出來過，例如費斯克（John Fiske）就認為,看電視的觀眾不是就此被剝奪了對意義解釋“討價還價”的自由。［註37］在與他人合著《閱讀電視》中, 費斯克更是強調,觀眾不按照電視制作原意圖的閱讀，這事實上是根本不可避免的。［註38］還有論者提出,媒體所提供的那個真實,觀眾未必就把它當作真實,統治權力的誠信問題越嚴重,它掌控的媒介就越是被公眾看作是在說謊,或至少不是在說真話的工具。［註39］媒介的官腔語言在無數的順口溜和民間笑話段子裏成為正話反說的材料,就是一種反著看、倒著聽的例子。

三．媒介知識分子和公共政治

美國媒體理論界關於圖象對公共話語造成“危機”還是形成“轉機”的爭論是在特定的國情條件下進行的,對不同制度的其它國家充其量只是一種參考,而不是一種普遍定論。盡管批評者從文字使用情況看到美國公共話語的危機,但在美國現實生活中,文字的作用仍然顯而可見，非常重要。政治家們在競選期間都會作無數次的演講,與本黨的和反對黨的對手作許多辯論,向選民陳述自己的政治主張,爭取他們的支持。國會的辯論普通公民都可以旁聽。報紙和電視上也有經常性的關於國家政策、政黨政治、以及制度問題的公共討論和爭論。盡管如此，美國社會中提醒公共討論和公民介入危機的聲音仍然此起彼落,相信今後還會不斷出現。這種提醒本身就是公共討論傳統深入人心,成為社會制度傳統的證明。在缺乏言論自由和公共討論傳統的社會裏反倒較少會聽到這樣的提醒。

文字或圖象在公共話語中的作用,不僅僅是媒介工具的問題,而更是公民政治的問題。公民政治制度是公共話語正常運作的根本條件。貝耐特（W. L. Bennett）在討論新聞這一公共話語時指出,公共媒介涉及的不只是媒介工作者和公眾,而且還有政府。只有這三方面都共同努力,公共話語的信息和意義傳媒才能起到好的公民政治效果。貝耐特對“公民”、“記者”(或傳媒工作者)和“政治家和政府”分別提出了五條保證公共話語真實、有效傳遞公共信息的具體建議。在貝耐特的這個三元關系中,公民最為優先，公民不應該是,也不只是消極被動的媒體受眾。

貝耐特對公民受眾建議的原則是公民應當堅持自己獲得公共信息的基本權利，公民還應當對利益勢力影響媒介有充分的察覺,“應當破除新聞已經自由、人民已經自由的神話，並以此為出發點,參與公共辯論。”［註40］貝耐特對公民提出了五條具體的建議。第一,辨認並懷疑媒體語言中的陳腔濫調、刻板套話、僵化印象和固定情節(如“一小撮人反華”)。第二,要察覺那些看上去是事實,但卻是回避本質問題的事實(stray facts),例如，以動機論代替理性的理解，追究言論者的“賣國”動機。第三,要察覺媒體信息明裏或暗裏受到的控制（審查和自我審查）。第四,要察覺那些用來支持和迎合統治權力的所謂“事實”報道。第五,要主動積極地通過多種信息渠道核證信息的可信度、真實性和覆雜性。［註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