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的標題取自神話學家坎貝爾（Joseph Campbell，1904-1987）的名言，原文是“the myth is the public dream and the dream is the private myth”。他和他的妻子（也是他以前的學生）晚年在紐約和檀香山兩地生活。他在檀香山辭世（食道癌），那時我在檀香山讀書。

　　坎貝爾繼續寫：the dream is an exhaustible source of spiritual information about yourself（夢境是關於你自己精神信息的可耗竭資源）。隨著工資的增長，人類的時間價值越來越高。於是，只要生命是有限的，人類就無法回避這樣的經濟學問題：既然睡眠的機會成本越來越高，那麼，怎樣從睡眠獲取更高價值？

　　1980年，Stephen…

中國人在近現代吃了那麽多苦頭，不能白費力氣，必須把新的民族性闡發出來。毛澤東時代一直有意識地創造社會主義新人，從內在規定性上去改造人，但是做得太猛太生硬，

以至於高處不勝寒，讓人消受不起。人人嘴上願意高尚，但是心裏不願意。但這不等於說，毛時代的新人就是個空洞概念，因為即使不願意的人經歷過這番歷史，也不是原來的人了，有了很多新的特質。…

恰如Robert Shiller今年在倫敦經濟學院演講時感慨的那樣，百年以後，歷史學家怎樣考察今天我們的世界？

可以斷定，希臘財政危機或烏克蘭危機或其他危機都不會成為顯著事件，但“信息革命”幾乎肯定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微信，是信息革命的一部分。我贊美微信和騰訊，但我畢竟認真體驗了兩年微信生活，我的觀察是，微信和低頭族在全世界的泛濫，正在實現我2012年在財新北海會議上的預言：網絡的平面化趨勢最終很可能導致思維的平面化或同質化。在一個不再有網絡局部性的世界裏，生活將不再有魅力。

我被加入的微信群早已過百，其中絕大多數在幾天之後就被我設置為“免打擾”一類。只有與我的日常工作密切相關的五個群，以及另外的五個群，保持在“頂端”。…

社會觀察：在1980年代自由和啟蒙的氛圍裏，您去美國選擇了左翼學者、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家傑姆遜（中文名詹明信）做導師，這是偶然的還是有原因的？…

據說熊彼德（J.A. Schumpeter）曾在課堂上批評牛頓，指責這個如假包換的物理學天才只顧閉門思想，沒有將他思考推理的方法公開而留諸後世！這批評有點道理。但牛頓在物理學上的豐功偉績，是他在逃避瘟疫的兩年中想出來的；其後就再沒有甚麽重大發現——雖是曇花一現，但這"一現"卻是非同小可。愛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屢見經傳：可惜他天賦之高，遠超世俗，要學也學不到。

有些朋友以為愛因斯坦既然可以不用資料而將相對論想了出來，他們也可照樣推理。但愛因斯坦所能辦到的，跟他們有甚麽相幹？不自量力，以此為最！愛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很可能是那自命不凡的人的一種思想障礙。我不僅不敢與牛頓或愛因斯坦相比，就是半個天才也算不上。但正因為這個緣故，我倒可以寫一點有實用性的思考方法。我的思考方法是學回來的。一個平凡的人能學得的思考方法，其他的凡夫俗子也可以學。天才的思考方法是天才的專利權，與我們無關。…

有一次，在一個會議上，有人提議大地主的農產品售價會是專利權的市價，缺乏市場競爭，對社會是有浪費的，我沖口而出："怎麽會呢？假若全世界可以種麥的地都屬我所有，我就一定要將地分開租給不同的農民耕種；麥收成後農民就會在市場上競爭發售，那麽麥價是競爭下的市價。"高斯在旁就立刻對我說："你好像是對了。"三天之後，我再遇高斯時，他又說："你好像是對了。"我問他我對了甚麽？他說"麥的市價。"幾個月後，在閑談中，高斯舊事重提："我認為在麥的價格上你是對了的。"對一個不是自己的預感而日夕反覆推斷，確是名家風範，是值得我們效法的。

另一個已故的高手朋友，名叫嘉素（R.…

　　梁柏力要出版一本題為《被誤解的中國》的書，請我寫序。我問他：要長的還是短的？長的兩三千字，短的幾百字。他說要長的。老朋友，他要怎樣就怎樣。我想到不久前在成都講的一個要點：文化搞不起，一個發展得很好的經濟早晚會塌下來。今天經濟發展得大有看頭的中國，學術上的發展令人尷尬。學術是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環。何況是進入了二十一世紀，地球一體化，文化的發展不僅重視學術，也要把西方的學問引進與中國的傳統文化結合起來。這是大難題。…

邱奇和摩根索說，如果美國……沿著法國的老路走下去，我們將會付出沈重的代價。

那天晚上，我完全不信服地回家了。但是在接下來的很多年裏，我經常想起這個警告。

雖然這預測了反戰自由主義者將會采取的立場，但是這個討論的細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通過讓記者接觸學術觀點，邱奇--或許還有摩根索--可以有意識地對記者的報道產生影響。

這樣的非正式討論在新聞工作中絕不少見，它是政策專家影響記者工作的常見方式。書籍也許至少同樣重要。對某個新議題知之甚少的年輕聰明的記者會經常尋找關於這個新議題的主要書籍，並使用它們形成觀點取向。330在越戰議題上，這些書籍是歷史學家伯納德·法爾（Bernard…

我沒有發現“職業和專家群體”和“科學共同體”有什麽沖突，而且也更加強調意識形態產生的偏見的作用。像我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同事理查德·斯克拉（Richard Sklar）所觀察到的，社會科學理論經常被當做意識形態罪惡而不是科學美德。雖然人們是被各種偏見所驅使的，但是為了維持他們在專家群體中的地位，他們一定要證明任何人都可以接受自己的結論，包括那些有不同既有傾向或偏見的人也可以接受他們的結論。…

讀者應該注意，我並沒有評價精神病學家對同性戀的觀點的正確性。這是因為，從我提出的視角來看，精英觀點的正確性是無關緊要的。實際上，重要的是程序的正確性：相關的專家群體的意識形態是不是多樣化的，以及他們是否有制度化的激勵結構迫使他們盡最大努力解決棘手的問題。

對於這些問題，精神治療職業應得到積極評價。一個在該領域沒有地位的研究者，或者一個在當時還很小的州立大學裏沒有終身職位的研究助手，能夠在先前無懈可擊的權力結構中打開缺口，而且是在還不利於這樣做的20世紀50年代中期，無論是對個人，還是對使之成為可能的制度安排，都是一個重大的成就。我認為，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是擁有標準人格評估技術的精神治療專家群體的存在，這個標準的人格評估技術就是我說的傳統的科學知識。…

對這個新研究最早和最關心的人是同性戀者。他們的反應不僅是有趣的--說明專家權威首先被新聞媒體之外的群體所接受，而且也是精神病學家群體進一步發生分歧的一個組成部分。根據拜爾（Bayer,1981）的說法，這種最初的回應很重要，但是也要謹慎處理。同性戀者對這個新研究想知道得更多，但是他們並沒有形成任何結論。他們的集會和出版物賦予新研究和傳統觀點幾乎同樣的重要性。同性戀出版物的一位作者寫道：“在醫生、精神病學家和社會科學家不一致的地方，普通人只能畏縮在沈默裏。”轉引自Bayer，1981：p**74。

但是，同性戀者可以在自己是精神病人還是正常健康人之間做出選擇的情況下，他們不可避免地最終會趨向後者。這一旦發生了，對同性戀的新精神病學觀點會對推動同性戀者組織起來並發動社會變革的努力具有很大作用。

作為華盛頓特區的同性戀領導者，弗蘭克·卡曼尼（Frank…